引子：現代中國的多種政治選項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用大炮轟開了封閉的清朝大門，中國的現代化自此開啟。
其實不止中國，世界各國近代以降都在紛紛邁向現代化。
現代化不僅僅是指經濟的現代化，它還包括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
甚麼是政治現代化？簡單地講，就是由傳統政治體制轉變為現代政治體制。
在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相繼出現和存在過多種政治選項，包括君憲、共和、共產極權等。
熟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最先起步於晚清。當時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和兩種不同的政治選項。三種不同的政治力量是清王朝、立憲派和革命黨，兩種不同的政治選項是君憲與共和。三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革命黨和立憲派聯手，推翻了清朝統治，終結了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好景不長，存續了僅僅十七年，就被國民黨推翻了。到了1949年，國民政府又被中共的共產極權所取代。這個體制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值得深思的是：中國為甚麼會出現共產極權？
眾所周知，中共一直宣稱，共產黨領導是中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結果。那麼事實真的如此嗎？
要做出正確的判斷，不能從意識形態和主觀感情出發，只能從客觀的歷史出發。為此，就必須搞清楚中共是怎麼建立、生存和發展壯大的，又是怎麼打敗國民黨和奪取全國政權的。把這段歷史的真相搞清楚了，答案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
一、中共是中國人自主建立的嗎？
蘇聯「十月革命」後，在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出現了一個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熱潮。
但是，無論是陳獨秀還是李大釗，當時都沒有明確提出要建立共產黨的組織。
那麼，是誰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呢？是俄國人。
俄國人為甚麼要發起建立中國共產黨？
「十月革命」後，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共產黨政權——「蘇維埃共和國」。當時，這個新生的紅色政權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中生存下去。一開始，列寧把希望寄託在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爆發革命。但很快他就失望了，預期中的「全歐洲的革命」並沒有爆發。與此同時，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卻在蓬勃興起。這又使列寧從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在這種背景下，蘇俄輸出革命的重心開始由歐洲轉向了東方的落後國家和殖民地。
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蘇俄最重要的鄰國，控制中國對於確保其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包括建立共產黨，試圖以此將中國納入到它的勢力範圍之內。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同意，給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發去一份電報，指示他們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據日本學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這個代表團有三項任務：1. 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2. 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3. 物色一些中國的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分子到歐洲遊歷。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擔任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
很快，他們喬裝成新聞記者代表團來到了中國。經人介紹，他們先在北京結識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宣傳者李大釗。在與李大釗的接觸中，維經斯基明確提出「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注1）隨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們去上海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上海，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一起討論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那裏，維經斯基還結識了熱衷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廬、李漢俊，和同樣熱衷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時事新報》的主持人張東蓀。他與他們經常在陳獨秀的家裏密談，在戴季陶的居所聚會。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和《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注2）
開了幾次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桿子」提了出來。當時路過上海曾參加座談會的周佛海回憶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注3）曾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的李達說得更明確：「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甚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在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沉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注4）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到了同年8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仍是陳獨秀。維經斯基沿用蘇共的習慣，說負責人應稱「書記」。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共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就在上海誕生了，並且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接下來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儘管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有的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但它們都是以俄共為榜樣建立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1921年初，維經斯基接到了回國任職的密令。臨行前，他到北京重新會晤了李大釗，還會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當時在場的張國濤後來回憶說，「一般說來，維經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他這次是路經北京，預備回俄國去，向共產國際報告他初步活動的結果，在臨動身之前表示極希望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各地的雛形組織能夠從速聯合起來，舉行第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迅速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注5）
為了繼續推進維經斯基未完成的建黨工作，由列寧直接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馬林於1921年6月抵達上海。與維經斯基不同，馬林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而維經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馬林的職位也遠遠高於維經斯基。而且，馬林是列寧直接推薦的。
馬林到中國後，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了面。馬林聽了「二李」的匯報後，建議及早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李達發信給各地的黨小組，要他們各派代表二人來上海開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開幕式上先由張國濤向大家報告了大會的籌備情況和大會的議題，並宣讀了陳獨秀的來信。接著，馬林代表共產國際致辭。他一開頭就說，「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增添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作為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馬林向與會者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組織和使命。他強調說，「共產國際不僅僅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盟，而且與各國共產黨之間保持領導與被領導的高度統一的上下級關係。共產國際是以世界共產黨的形式統一指揮各國無產階級的戰鬥行動。各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
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共中央局書記。據陳獨秀後來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我因事在廣東，沒有參加。所以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注6）當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也是莫斯科交下來「著令通過」的俄、英兩種文本，後來才由中共譯成中文本。
綜上所述，不僅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設想是由俄共和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明確提出的，中共的籌備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們的一手指導和操控下按部就班進行和完成的，即使是黨的第一任總書記也是由他們挑選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信徒們雖然承擔了具體的事務性工作，但領頭的起著主導作用的始終是對中國懷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產國際。
可見，中共決不是由中國人自己自發地獨立地搞起來的，而是在俄共和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指揮下創立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蘇聯人出錢直接指揮中國的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1921年中共建黨，是以共產國際為主推動的，而不是所謂中國已有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從事建黨活動，然後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黨了。不是這樣的，從一開始，這就是共產國際自個兒的事兒。陳、李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找到的幫手罷了。從共產國際當時的『市場推進』，即使是在中國找不到陳、李，那他們就自己派人幹了。如同現在的『外商代表處』。那個印度人羅易不是就給派到墨西哥去組黨，還成了墨西哥共產黨的總書記嘛。」（注7）
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亞洲中國支部，以俄共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執行的是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在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等各個方面均聽命於俄共。在這個意義上，中共完全稱得上是俄共的「兒子黨」，是為蘇俄染指中國服務的工具。
中共也不像它宣傳的那樣，是甚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當時的中國產業工人全國總共才有200萬人，他們既不知道甚麼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有甚麼建立共產黨的想法，連列寧都認為當時的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台。參加中共成立大會的沒有一個工人，都是知識份子。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出現跟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就扯不上邊。要說「結合」，稱中共是蘇俄在中國尋找代理人的需要與中國左翼激進知識份子改造社會的急躁情緒相結合的產物還差不多。
二、中共是自己養活自己的嗎？
中國的有句老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其實政黨也一樣，包括中共。
首先，中共的成立是靠共產國際資助的。
正如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所說：「在中共創立之初（註：這裏的『中共創立之初』指的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至中共一大召開前），中共成員半數為學生，半數為教授、編輯和小學教師，前者全無生活來源，後者尚在兼任社會工作，賺取薪金，但多數資歷較淺，收入有限。按照列寧建黨理論，共產黨理當是職業革命家組織，再加上組織初創，各種宣傳組織工作正多，多數成員漸無固定薪金收入。因此，維經斯基從一開始就不得不向陳獨秀等提供經費，幫助中共開展各項活動。不難想像，要是沒有俄國共產黨的支持和援助，僅靠中共早期參加者自己拿錢來大量發行刊物，印製革命書籍和宣傳品，組織各種活動，如集會、結社，組織外國語學社及工人夜校等，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因此，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離開上海後，1921年初中共早期組織一時間因經費無著幾告癱瘓。當時留在上海負責的李漢俊告訴包惠僧說：『人都走了，經費也沒了，沒辦法幹了。』包惠曾想買張車票去廣州找陳獨秀，一時都找不到錢，後來還是靠朋友贊助，走成的。」（注8）
再說中共一大，開會也斷斷離不開錢，光各地代表去上海，來回就存在著一個路費的問題。這個路費是誰出的？馬林出的。他來中國是帶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來的。為了召開一大，來之前他給每位代表發了100元路費，回去時又發了50元。顯然，沒有這筆錢中共一大根本不可能召開。
至於中共的生存和發展壯大，那靠的就更是俄共的資助了。
試想，中共成立是為了甚麼？是為了擺擺樣子嗎？當然不是。是為了「搞革命」。「革命工作」內容很多，也很具體，包括租房辦公、發行雜誌、印宣傳品、召開會議、組織工會、舉辦夜校、去全國各地活動串連……此外，專職的中共黨員不賺錢，也存在一個日常生活如何維持的問題。這一切都離不開錢。換句話說，沒有錢，不但幹不成事，中共連生存都不可能。
根據楊奎松教授的研究，1920-1922年間，中國至少出現過七個自稱是共產主義的組織和政黨。它們是：1920年3月12日在重慶成立的共產黨，五四期間曾任全國學聯領導人的姚作賓在1921年前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黃凌霜、陳德榮等在北京組織的「無政府共產主義黨」，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及《今日》雜誌撰稿人組織的一個號稱11,007名成員的「中國共產主義協會」，在這一年由吳玉章等人在四川建立的「中國青年共產黨」，以及1920年在俄國境內由俄共幫助組的「中華共產黨」，和1920年8月以後在俄共的一手操控下在上海等地建立的中國共產黨。
這七個自稱的共產主義組織或政黨後來活下來只有一個，就是中共，其餘的不是併入中共，就是自行消亡，很快便再無蹤跡了。（注9）
為甚麼這些組織和政黨都沒活下來？最關鍵的就是缺錢。中共為何能活下來？因為它是共產國際欽定的中國支部，有共產國際無償為它提供經費。「共產國際的這種援助，對於中共，特別是其前期的生存和發展，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其經費援助的多少，與黨的活躍程度乃至發展的快慢，明顯地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數額多，中共開展活動的範圍就大，影響也就隨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斷，哪怕只是暫時的減少，都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中共許多工作的混亂和萎縮。——在一些關鍵時期，共產國際的緊急撥款，對黨的命運發生過重大影響。」（注10）
那麼共產國際是怎麼資助中共的呢？
在中共成立後10年左右的時間裏，這種援助是按月提供的，主要是由共產國際指派專門人員直接將鈔票轉交給中共。解密的馬林檔案中還保存有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等人於1922年、1923年從馬林處提取具體數額經費的簽收條。之後，它變成了針對中共所需的臨時性的專項撥款。
對於共產國際援助的金錢，陳獨秀、李漢俊剛開始還有些半推半就、扭捏甚至牴觸，後來就越來越坦然了，不僅是「受之無愧」，甚至是「索之無愧」「催之無愧」。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密信中就哭窮說：「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的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來7、8、9、10月份的經費。」
目前所能見到最早的較為具體的中共取得共產國際經費援助數目的資料，是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的報告。報告中明確提到：「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它約二千餘元。」可見，這時中共的全部經費當中，自籌款數僅不足6%，只夠開一次「勞動大會」，絕大部份活動經費都來自於「國際協款」。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中共的經費收支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這個材料表明，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間，共產國際提供的中共的月活動經費實際上已經達到1250元，較上一年度有明顯的增長（上一年度的月活動經費是740元）。
隨著中共組織的不斷發展壯大，共產國際給中共的經費自然也隨之水漲船高。
根據王岩《蘇聯援助中國的歷史考察（1918-1949）》梳理：
1924年，中共中央實際得經常費（即黨的日常活動經費）約36,000元，平均月得援助3,000元。
1925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每月向中共中央資助2,250元，但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和活動範圍的擴大，這些錢用於各地黨的活動是不夠的，所以每月應再追加1,400元，以用於印刷宣傳品、資助地方黨組織和地方宣傳員的活動。」所以中共每月獲得黨的經費實際為3,650元。
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6,000元/月；後又增加團費、工運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等，中共每月得經費不少於1萬元。
1927年，國民黨發起四·一二和七·一五「清黨」運動後，共產國際增加了對中共的撥款，用於特別事件的非正常性開支急劇暴增。1927年除為武裝起義、開辦黨校、湖南運動、地下活動、鐵路罷工、建立軍隊等提供資助216,170元、120萬盧布和31萬美元的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特別是到8月以後，每月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
正因為1927年中共做得事情比較多，經費開支劇增，所以1928年，中共向共產國際提出大幅增加援助預算。1928年-1932年，「每月所報預算在5萬元左右」。蘇聯的實際援助每年都超出這個預算。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蘇聯援助了10萬盧布經費，把中共重要幹部召集到莫斯科開會。6月11日還援助中共9萬盧布給中共應急使用，下半年援助34萬盧布，折合中國貨幣，實際上蘇聯援助中共1928年的月均超過6萬元。1928年底，中共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援助100萬特別費。1930年，每月得黨費5萬元，濟難費11.4萬元，團費7萬元。而1931年，每月得15,000美金，中國元5萬～6萬元，總體給予的經費較少。
1931年6月22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供認：「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
直至1932年，中共中央機關全部遷入江西蘇區，來自蘇聯的固定經援才中止。
可見，無論是中共的成立還是它的生存和發展壯大，沒有一環能夠離開共產國際的金錢援助。故而有人生動地說，中共是「依靠盧布餵大」的。
（未完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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