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年爭議與拖延,特區政府終於公布了備受關注的網約車合法化初步框架,標誌著本地點對點運輸服務的重大轉折點。新框架主張「限車不限人」,即在不限制司機人數的前提下,對網約車車輛發牌數量設限,並同時建立針對平台、司機和車輛的三重發牌制度。這項改革在某程度上回應了的士業界訴求,亦釋出規範共享經濟服務的信號。然而,若發牌數量設定過低,將嚴重壓縮網約車供應,對乘客權益造成實質損害,政府必須在穩妥監管與市場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自Uber於2014年由政府投資推廣署引入本港後,網約車迅速獲得市民接受,成為不少人出行的首選。然而,由於法例未有與時並進,根據《道路交通條例》,未持出租許可證接載乘客收費屬違法行為,網約車服務一直處於法律灰色地帶。乘客、司機、平台、的士業界均在缺乏清晰規管的狀態下發展,導致糾紛頻頻。

政府近日正式向立法會提交《規管網絡預約出租汽車服務的立法建議》,建議引入「雙發牌」制度,即司機和車輛分別領牌。司機牌照有效期5年,不設上限;車輛牌照則為1年,可續期最多5年,並設總量上限。平台亦須領牌並接受中期評估。雖然細節尚待討論,但制度框架已為合法化邁出關鍵一步。

建議一出,的士牌價即見輕微反彈,市區的士大概企穩在200萬水平,反映業界對此規管框架感到受落。業界或期望,一旦網約車車輛牌照上限僅設1萬個,將大幅削減現時約3萬名活躍網約司機(多為兼職)的服務能力,令的士乘客回流、支持牌價。

但實情卻不容樂觀。按現有情況,非繁忙時段或許只需數千輛網約車運作已可應付需求;但繁忙時段,倘無大批兼職司機即時參與,服務供應將顯著下降,車費上升、等候時間延長將成常態。簡言之,車牌若設得太少,首當其衝的不是的士業界,而是普羅乘客。

當局對數量設限的主要考慮,是避免加劇交通擠塞與服務惡性競爭。然而,這些憂慮其實可透過靈活政策設計因應。例如,市場供求本身已具備調節機制:當接單回報下降,司機自然減少營運,供應下降反推車費回升。這與現時「無上限」情況下亦未見擁擠失控的現象一致。

與國際例子相比更顯此論:在2013年,Uber打入倫敦市場後,引發了網約車的高速成長。2013年前,倫敦出租車的比例大致為1比2,倫敦的的士約有2萬輛,而出租車的數量則為4萬多部。隨著Uber的引入,出租車數量發生了爆炸式增長。在2013年至2017年期間,從4萬多部驟增到超過9萬部,反映了Uber引進後對整個計程車生態的改變。

然而,Uber在英國市場的進駐並非一帆風順。在2013年引入後,倫敦的士司機發起了大規模抗議,認為Uber是非法載客,曾在2013年出現了全城罷工。在這一背景下,政府也受到極大壓力,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Uber後,倫敦的士數量並沒有預期中那麼大幅下跌。 2013年倫敦的士約有2萬輛,最新數據顯示到2024年約為14,800輛,僅減少了約5,000輛。因此,儘管Uber的引進帶來了計程車數量的激增,但的士的減少並不算嚴重。

同一情況在新加坡擁有約1.3萬輛的士,但網約車數量高達6萬輛(的士4倍以上),交通秩序未見大亂;深圳網約車約為的士6倍,亦未有長期擠塞報告。若香港以保守標準設限至的士兩倍,即3.6萬輛網約車,也應屬可控範圍,遠勝於區區1萬。

網約車制度的精髓,在於「共享」與「彈性」兩大特質。若過度限制車牌數量,將損害這些特性,尤其打擊兼職司機參與意欲。與其硬性設定單一上限,當局應考慮引入「分時段」、「分地區」、「分級」等動態牌照安排。例如,可容許部份司機僅於尖峰時段上線,或只於特定地區提供服務,如此既避免資源浪費,亦不致引致交通壓力過重。

過去的士服務被詬病最多者,莫過於拒載、濫收費、服務態度差。相對而言,網約車平台提供透明定價、路線即時追蹤、用戶評價等功能,服務質素明顯較佳。若當局在合法化過程中過度保護傳統業界,只會削弱整體服務競爭力,損害市民利益。

政府提出司機考牌、每年驗車、平台設申訴及評分機制等安排,正朝公平方向邁進。值得注意的是,網約司機多為兼職,的士司機則以全職為主;建議讓的士司機可同時駕駛網約車,但反之不然,算是對全職業者的保障。但最終仍需以服務表現為依歸,而非從業身份。

此外,政府需防止平台壟斷現象發生。雖然目前有多個平台(如Uber、滴滴、高德等)競爭,但長遠仍需制定平台准入條件與服務質素評核標準,避免市場過度集中,亦保障司機與乘客權益。

目前政府的規劃與調查,多以的士數據為主,缺乏全面收集平台營運資料。倘若未能獲得Uber、滴滴等實際行車紀錄、接單數量與高峰使用數據,將難以真正掌握市場實況。這或導致錯誤判斷服務供需情況,最終設下不合實際的配額上限。

因此,未來制訂附屬法例與細則時,政府應優先建立數據共享與平台申報制度,結合交通流量監測與用戶行為分析,進行科學調控,而非憑感覺行事。
總結來說,網約車合法化為香港點對點運輸發展帶來歷史性契機。政府提出的雙發牌制度初見雛形,為結束無序競爭與保障乘客安全提供重要基礎。但最關鍵的車輛發牌數量安排,尚未確定,將決定改革最終能否成功。

若牌照設得太少,將抑制服務彈性、打擊兼職司機參與意欲、導致供應不足與費用上升,乘客將成最大輸家。反之,若能配合動態調整機制、透明數據分析與謹慎階段式擴張,既能顧及交通管理,又可實現市民、司機、平台與的士業四方共贏。

社會的資源運用應源於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市場保守派的阻撓。立法推進過程中,特區政府最應牢記一句話:「必須站在人民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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