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和香港的天氣都不似預期。英國連日豪雨，四處水浸；香港繼「超前部署」暴雨後，又刮起十號風波。
風波，何止於天氣。位於新蒲崗的香港文學生活館舉辦「搬遷散書祭」，竟因不可抗力因素提早6日結束；獨立出版書展被左媒指為「反中亂港」。曾經出版自由、賣書自由的香港，書竟被利用為政治鬥爭的利器，反映香港對文化思想的包容程度已斷崖式急墜。
人在英國，未能在第一線親身觀察這些魑魅魍魎的文化現象，唯有在力所能及的地方親近書本。英國要看書買書很方便，除大型連鎖書店外，社區慈善二手店多數賣書，價廉物美。早前某一間大特價，一英鎊3本，找到一本想買很久的書：資深傳媒人Jonathan Dimbleby所著的查理斯王子傳記。該書出版於1994年，查理斯自然仍是「王子」，書中使用了大量檔案文獻，還有查理斯訪談內容，當時被視為權威著作。
Jonathan Dimbleby這個名字，對香港稍有留意者應該不會陌生。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最後幾年，他一直留在港督彭定康身邊，做了大量訪談，主權移交後不久便出版了The Last Governor （末代港督）一書，瞬即成為暢銷書，幾年間多次重印。
其實，Jonathan Dimbleby來自傳媒世家，其祖父是記者；但以成就論，其父Richard Dimbleby是英國近代家傳戶曉的傳媒人、播音人。他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第一個戰地記者，利用當時最先進的科技——無線廣播——在二次大戰的前線做了大量報道，最經典的莫過於1945年隨英軍進入德國後在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進行現場報道，讓世人第一次知道納粹集中營屍橫遍野、慘絕人寰的實況。
後來，他協助BBC發展電視作為一個可靠的新聞平台，現場直播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加冕禮、邱吉爾喪禮等。他在英國乃至全球廣播業的江湖地位，在他1965年逝世後表露無遺：全球各地的哀悼信如雪片飛來，遠至莫斯科也有（當時正值冷戰）。他被形容為「BBC之聲」、「英國之聲」。有聽眾寫道：「英國失去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播音員，對我而言電視變得黯然失色，令人感到淒涼。」連消防局也為他下半旗。
香港人往往以為制度是最重要的，但負責讓制度運作的始終是人。林彪作為文革反派人物，千錯萬錯，但他那「四個第一」的「人的因素第一」從字面上看的確如此：好的制度若欠缺了靈魂人物，又或者這幾年大家看的那樣、制度裏面的人好像突然換了另一個腦袋，制度便會淪陷。可信的制度，要靠可信的人捍衛。
走筆至此，想起「末代港督」一書的中文譯本。那年台灣出版社為了急急推出市場，書中錯漏之處達健力士級數：Causeway Bay變成「堤道灣」而非銅鑼灣，Admiralty變成「海軍上將職位」而非金鐘，Waterloo Road變成「滑鐵盧路」而非窩打老道，主角Chris Patten彭定康變成「克里斯．派登」。
是人將書變成鬥爭工具，也是人將書變成一塌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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