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名聲不佳，但因提倡「寬容、寬厚、寬鬆」，上任僅一年半就被趕下台的中宣部長朱厚澤，卻留下一個好名聲。
2010年5月9日，朱厚澤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0歲。
朱厚澤生前曾有遺願：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火化，骨灰送回家鄉安葬。
據此，朱夫人僅通知極少數親友到北京醫院最後送別朱厚澤，結果，卻來了近千人。
前河北省副省長胡開明之女胡冀燕說：「他是難得的好人。」護理朱厚澤的一個護工，給一位友人發短訊說：「接觸過這麼多人，從來沒有遇見過那麼明大理、尊重人、善良的老人。」
「難得的好人」朱厚澤，也是一位奇人，他身上發生了許多奇事。限於篇幅，這裏介紹朱厚澤的八個奇事：
一，「我想當官」。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清華大學、清華中學都撤退到西南，清華大學在雲南昆明，清華中學在貴州貴陽。
據原清華中學校長唐寶心回憶：朱厚澤在貴陽上清華中學時，貴陽市曾舉辦過一場中學生演講比賽，朱厚澤的演講題目是《我想當官》。演講中，他先是批評國民黨官員如何腐敗，然後說，如果我當了官，我會做甚麼，做甚麼。他說要做的事都是針對時弊的，是老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講博得了熱烈的掌聲，獲得全市一等獎。
這個故事表明：朱厚澤少年時就有治國平天下的壯志。出乎當今中國人意料之外的是，中華民國時代的評委，居然敢把激烈批評國民黨官員的演講評為一等獎！
二，胡耀邦「太天真了」。
朱厚澤生在貴州、長在貴州，在貴陽為官36年，官至貴州省委書記。因思想開明，作風平實，勇於創新，1985年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選中，接替思想保守的鄧力群，任中宣部長。
當時，正值中共高層改革派與保守派激烈交鋒時期，朱厚澤對此洞若觀火，到任後，沒有像其他領導那樣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很少講話。
朱厚澤回憶說：胡耀邦問我：「你來了半年了，有甚麼反映？」我說：「反映就是沒有甚麼動靜。」胡耀邦還讓胡啟立、王兆國給我帶話：「大膽一點，準備個報告提供書記處討論，我們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他希望我用新的指導思想寫個報告，中央討論通過後，意識形態方面就會打開新的局面。
當時的情況是，最上一層有鄧小平、陳雲等元老；元老下面是總書記胡耀邦、總理趙紫陽；日常工作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管，開始是習仲勳，後來是胡啟立；在政治局委員中，胡喬木分管意識形態；在書記處中，鄧力群分管意識形態；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長。我是第六層，「六層夾塞」。
胡耀邦讓我把想法擺出來，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能把我的想法擺出來，一擺就要吵架，他也不可能支持我。如果在中央會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講我的看法了。
朱厚澤沒有按照胡耀邦的指示，起草供中央書記處討論的報告，也不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而是東一個地方講一點，西一個地方講一點，把他長期思考的「寬容、寬厚、寬鬆」的「三寬」政策逐漸講出來了。
即使這樣，朱厚澤也不見容於中共保守派元老及其「政治打手」。
他所倡導的「三寬」，被認為是讓「是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論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
三，研究生入學考試，政治科目免考。
朱厚澤1985年8月接任中宣部長。當年，出了一件奇事。
據曾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的徐慶全回憶：「那一年，我正準備研究生考試。10月中旬，研究生考試訊息公布，考試科目居然少了『政治』科目。這可是我們社會主義考試制度『破題兒頭一遭』的事」。
2001年，我有機會和朱厚澤面對面地坐在一個會議室。我就問他：「1986年，研究生入學為何免考政治科目？」
朱厚澤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講起了當年的大勢：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變換此前「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提法。為甚麼？胡耀邦當年有四個解釋：（一）共產主義思想的含義在不同範疇可作不同解釋，「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誤解。（二）共產主義思想作為全民範圍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不適合，在實際工作中必然會產生許多糾纏不清的問題。（三）要求全國不同的階層和人群都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事實上辦不到。（四）這個提法使台灣和廣大華僑、愛國人士難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慮，對統一祖國更加不利。
此前，研究生入學的政治科目考試，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既然這個「核心」已經調整，政治科目考試題怎麼出？
四，拒絕焚燒《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嚴家祺、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有人看了這本書後，大發脾氣，寫信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告狀。
因為十年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給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帶來浩劫大難的政治運動，中共高層不少人反對寫文革史。文革史研究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眾多禁區之一。
朱厚澤後來回憶說：「這件事引起的事可大了，中央要把那本書銷毀掉，胡啟立找到我，最後說到這個程度：『實在不行，你們中宣部拿錢把它買來全部銷毀。』，呵呵，要搞焚書啊？哪能這樣搞法了？我們就在那兒拖呀，拖到他們把書賣完就拉倒了。」
五，痛斥毛澤東整知識份子。
朱厚澤對毛澤東當政後不斷搞運動整知識份子非常反感。
據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老幹部姚監復回憶，2009年10月30日，朱厚澤曾對他說，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整個都「騸掉」了，一個一個地「騸掉」了，這樣，許多知識份子就被改造成軟骨頭的太監了。
朱厚澤還說，中國有的知識份子稱呼黨是自己的主心骨。作為一個人，如果沒有主心骨，那不只剩下一堆肉了嗎？沒有主心骨，就沒有脊樑骨。如果只有一堆不能獨立的肉，沒有主心骨，靠人家來把持著、支撐著、才能站起來，這樣的人，當然不是知識份子，更不成其為公共知識份子。
朱厚澤曾談到前中宣部長陸定一的一篇談話，《炎黃春秋》雜誌打算發表。但是，中共當局要求作者和編者刪改一些陸定一的原話才能發表。朱厚澤感慨地說：
「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就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忘記歷史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
六，推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講演，這個演講後來發表時，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
其中談到：中共領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共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並對「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個甚麼樣子進行了勾畫。
十年文革結束後，中共黨內不少人反思說，1953年，中共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太快了，太急了，認為這是中國後來出現種種問題的原因。
朱厚澤對此說很不以為然。他說：
「我一直不這麼認為。如果說1953年轉早了，1963年轉早不早？1983年轉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問題，而是『新民主主義』本身就有問題。毛澤東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1949年以後的『新民主主義』不是民主主義，而是專制主義。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只能導向『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改革目標是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新民主主義』是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的，是和改革目標背道而馳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只能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相通。歷史已經證明，他搞的『社會主義』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所以，我們必須丟掉『新民主主義』這個幻想。」
七，胡耀邦看中的接班人。
上世紀80年代，朱厚澤是地方上的改革先鋒。
1982年，朱厚澤任貴陽市委書記時，用半年時間，到市屬100多個工礦企業搞調研，然後，主持制訂了《貴陽市經濟調整提綱》。該「提綱」實施第一年，貴陽市的工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40%，財政收入增長16%。
1983年，朱厚澤任貴州省委書記處書記（相當於省委副書記），負責經濟工作。當年貴州省的工業總產值增長18%，財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長。
1983年底，朱厚澤進入中央黨校短訓班學習。他在《怎樣培養新一代接班人》一文中，提出了三個觀點：（1）逐步培養年輕幹部取代年邁幹部；（2）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3）新的領導幹部要真正懂得經濟。
1984年，《人民日報》頭版刊發消息：中國新年期間，朱厚澤到貴陽市郊走訪農民。當時農民害怕政策變，養雞專業戶譚國均表露出憂慮。朱聽後馬上把譚國均夫婦和在場的貴陽市長、區長、村長拉在一起，合照留念：「立此存照，來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譚把此照作為「定心丸」高掛在牆上。
1985年3月，朱厚澤升任貴州省委書記，繼續解放思想，銳意改革，政績突出。
朱厚澤大膽改革有政績，對如何改革有理論思考，話雖不多卻是天才演說家，腳踏實地幹實事等，這些優秀品質，都是胡耀邦看中他的原因。
1987年胡耀邦被鄧小平等元老趕下台，朱厚澤也隨之被趕下台。
胡耀邦無不遺憾地說：「我辭職對於我自己倒沒有甚麼，主要是對不起兩個人——朱厚澤和白紀年（陝西省委書記，因胡耀邦下台而下台）。因為朱厚澤是可以當總書記的一個人。」
八，1989年支持學生運動被解職。
1988年，朱厚澤被安排到全國總工會書記處任第一書記兼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朱厚澤到全總上任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他有過一次談話。趙問朱：「如果出現了社會動盪的情況，工人和政府對立，工會站在哪一邊？」朱厚澤不假思索地回答：「當然站在工人這一邊。」趙紫陽滿意地說：「這就對了。」
1989年5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後，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不久，悼念活動演變成「反官倒、反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的學生運動。不少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全國總工會為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捐了10萬元。這件事是經中共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同意的。
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全國開展大清查，對於總工會向學生捐款10萬元的事，朱厚澤承擔了全部責任，他也因此被迫提前退休。
結語
朱厚澤不是理論家，但是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他的思考、探索、創新基於甚麼？良知與常識。他沒有寫大部頭的理論著作，但他留下了許多真知灼見。他的上述八件奇事，實際上，也是基於良知與常識行事的結果。
但是，中共是一個「黨性至上」的黨。何為「黨性至上」？就是當良知與黨的意志發生矛盾時，要泯滅良知；當常識與黨的認知發生矛盾時，要摒棄常識。否則，你就是被淘汰對象。
朱澤厚被淘汰出局的原因就在於此。
《大紀元》首發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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