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兩年中，一種令人不安的模式暴露無遺：長期以來被譽為創新和開放堡壘的美國大學，已經成為外國情報行動的軟目標，特別是那些與中共國家安全部有關聯的大學。
儘管聯邦調查局（FBI）和國會多個委員會已就相關的間諜風險發出警告，然而學術界的反應要麼只是低調地承認，要麼是斷然否認。很顯然，這一國家安全需求與學術機構行為之間的矛盾需要受到仔細審查。
頂尖大學如何應對外國影響和國家安全風險
以密歇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為例，該校兩名隸屬於該校實驗室的中國科學家被控涉嫌將生物材料走私到美國，目前正接受聯邦調查。教育部援引了「令人極為不安的刑事指控」說法，指責該大學對其易受外國惡意影響的弱點進行了淡化。
調查人員正在調查密歇根州的外國資金披露情況，這些情況被認為「不完整、不準確、不及時」。儘管該部門公開譴責間諜活動，然而內部溝通卻顯示出一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文化：將研究夥伴關係和資金渠道置於安全準則之上。
另一所頂級高校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也提供了一個類似的案例。《史丹福評論》（The Stanford Review）的一篇題為「調查：揭露史丹福大學的中共學術間諜活動」（INVESTIGATION: Uncovering Chinese Academic Espionage at Stanford，5/7/2025）的文章詳細報道、揭露了一名涉嫌中共特工化名「查理斯·陳」（Charles Chen），假扮學生專門接近從事中國相關研究的女性。據稱，該特工利用社交媒體、金錢利誘和心理操縱來獲取各種敏感訊息。
接受調查採訪的師生描述了報告所說的普遍存在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這種文化的根源在於對報復的擔憂以及機構不願正視這個問題。專家指出，中國2017年頒布的《國家情報法》是造成這個威脅的結構性驅動因素，該法強制所有公民必須配合中共的國家情報工作，即使身在國外也是如此。
而在佐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Georgia Tech）的案例中，學校領導層採取了行動。佐治亞理工學院深圳學院（Georgia Tech-Shenzhen Institute，簡稱GTSI）已關閉。GTSI是由佐治亞理工學院、天津大學和深圳市政府於2014年成立的合資企業。該學院位於深圳南山區，旨在促進研究生工程教育和中美學術合作，而南山區常被稱為「南方矽谷」（Silicon Valley South）。但是到了2020年底，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將天津大學列入實體名單，理由是其與中共軍工聯合體存在關聯，並涉及美國國家安全問題。
佐治亞理工學院的回應是取消了一項計劃中的博士項目，大幅限制招生人數，並對所有與中國的合作關係展開審查。由於國會的持續審查以及對與中共軍方相關研究關聯的擔憂，佐治亞理工學院最終於2024年9月正式退出GTSI項目。該校重申了其全球教育價值觀，然而強調需要根據美國的戰略重點調整學術立場。
國會面臨中美關係的學術戰場
國會對這些頻發事件的反應日益緊迫。2025年3月，聯邦眾議院中共特別委員會（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要求史丹福大學和卡尼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等六所全美頂級大學公開其STEM（Science/科學、Technology/技術、Engineering/工程和Mathematics/數學等）項目中中國公民的相關訊息。
該委員會發出警告，稱精英院校「將經濟利益置於長期國家安全之上」，並將學生簽證制度描述為北京戰略野心的「特洛伊木馬」（Trojan horse）。然而，許多大學仍在以學術自由和種族歧視擔憂為由，抵制更深入的改革。
這種開放與安全、合作與謹慎之間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然而利害關係已然發生改變。北京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及其「軍民融合」戰略明確瞄準了美國實驗室研發的前沿技術。中共利用獎學金獲得者和訪問研究人員等作為非傳統的訊息收集者，模糊了學術交流與情報收集之間的界限。儘管只有一小部份中國學生可能參與其中，然而他們面臨的法律和制度壓力使得這些學生和學者無法對中共權力說不。
中共情報機構通過國家贊助的競賽和學術資助，打造了一條複雜的接觸人才和獲取人才渠道。網絡專家擔心，由中共知名公司阿里巴巴（Alibaba）和騰訊（Tencent）等科技集團在中國國內發起的「天府杯」（Tianfu Cup）黑客大賽已經成為網絡攻擊者的招募平台。參賽者有法律義務在48小時內向中央政府報告漏洞，這規避了國際訊息披露規範。在這些活動中披露的漏洞再次出現在中共針對美國國防基礎設施和加密通訊的情報活動中。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諸如中共「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rogram）之類的人才資助項目，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將其列為知識產權轉讓的載體，可能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通過這些計劃招募的美國學者有時未能披露雙重任命、保密條款和外國關係等。這種戰略不透明導致了刑事起訴、資金暫停以及研究夥伴關係破裂。然而，即使如此，許多機構仍然忽視或未充份審查此類安排。
當學術自由成為一種負擔
當學術自由被用來轉移審查時，它就不再保護民主價值觀，反而會成為一種弱點。在與中共打交道時，美國頂尖大學往往依靠自主權來規避監管，而財務關係、戰略模糊性和聲譽擔憂滋生了共謀。
隨著與中共的夥伴關係的深化，大學的透明度逐漸下降，外國影響力日益增強。學術自由可能會助長對手的影響力行動，損害大學的研究誠信和國家安全等。
沒有問責的自治並不高尚，反而充滿風險。高等教育是時候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了：缺乏透明度的自由只會招致剝削。
學術開放與戰略審慎之間的摩擦並非新鮮事，也並非偶然。中共2017年頒布的《國家情報法》要求中國公民和機構與國家情報機構合作，並將義務延伸至身在海外的中國國民。對美國機構而言，這甚至將良性的研究合作也變成了潛在的威脅載體。問題不再是外國行為者是否在利用這些管道，而是託管這些管道的機構是否有足夠的意願，或者說是否有足夠的領導力來應對這個局面。
中國人推崇的儒家思想強調和諧，然而模糊和退讓的策略運用並非被動而為，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今年5月底，中共黨魁習近平選擇派國防大學軍事理論界人士參加新加坡主辦的年度亞太安全峰會香格里拉對話，打破了以往派國防部長參會的慣例，象徵性地降低級別，學術界人士可能選擇保持沉默以維護關係、聲望或資金等。如此一來，他們不僅僅是被動的利益相關者，更是悄無聲息介入的積極推動者。
美國學術界必須重新調整其立場。捍衛學術自由是一項崇高的原則，然而當它被外國勢力當作武器，或被自私自利的領導層庇護時，就會變成一種沉重的負擔。透明度、審查和訊息披露並不會與學術研究相悖，這些因素正是學術機構建立誠信的先決條件。
作者簡介：
查理斯·戴維斯（Charles Davis）是一名美軍退伍軍人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講師。他獲得的軍事獎項包括：兩枚銅星獎章（BSM）、國防部軍功獎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兩枚榮譽獎章（MSM）、北約服役獎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參戰獎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參戰獎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勳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勳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US Universities Become Soft Targets for China’s Talent Min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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