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弗里克收藏館舉辦的特展「維梅爾的情書」，展覽以亨利‧克萊‧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生前收藏的最後一幅畫作——約翰尼斯‧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的作品《女主人與女僕》（Mistress and Maid）為焦點展開。
這幅畫作與另外兩幅借展作品共同展出，借展作品分別是來自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的《情書》（The Love Letter），以及來自都柏林愛爾蘭國立美術館的《寫信的女子與她的女僕》（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
維梅爾在每幅畫裏都描繪了女主人、女僕和一封信，以及具有象徵意義的一些細節。三幅畫的共同展出，讓參觀者得以一窺17世紀書信寫作場景與維梅爾充滿暗喻的傑作。
荷蘭書信寫作
藝術學者Ann Jensen Adams在其論文《修手，修心：十七世紀荷蘭的書信繪畫與實踐》（Disciplining the Hand, Disciplining the Heart： Letter-Writing Paintings and Practices in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中指出，私人情書在當時一點也不私密，經常在傳遞過程中被偷偷閱讀；收件人在拿到信後會大聲朗讀，與他人分享，有時甚至會公開發表。
當時寫信人遵守源自法國的書信禮儀。這些規範明列在作家兼劇作家Jean Puget de la Serre於1630年撰寫的書信手冊《時尚秘書》（Le Secrétaire à la Mode）中，手冊在1651年翻譯成荷蘭文。
書信畫（Epistolary Painting）
除了繪畫之外，維梅爾也是一位旅館老闆，以及受人敬重的藝術品經銷商，他因精品收藏與精湛的藝術造詣而名聞遐邇。他與藝術家同行經常創作構圖類似的作品，只在小細節上的表現不同。策展人羅伯特‧富奇（Robert Fucci）在展覽介紹手冊中寫道：「許多人以為維梅爾在家鄉代爾夫特（Delft）創作時傾向孤僻獨立，其實是錯誤的認識。他其實是一位高度投入且樂於合作的畫家。」富奇是17世紀阿姆斯特丹大學研究荷蘭藝術的學者。
以情書為主題的荷蘭風俗畫在1650年代末期至1670年代初期達到頂峰。
早期的情書畫作包括哈爾斯（Dirck Hals ）（1591—1656）於1631年創作的《撕信的女人》（Woman Tearing a Letter）。哈爾斯描繪一位身穿黑色洋裝和白色圍裙的女子站在一間裝飾簡樸的房間裏，房內放了一張無人坐的椅子，空著的椅子通常象徵缺席的追求者。她看起來像是受到驚嚇而呆住了。
哈爾斯藉由裙子的擺動，暗示這位女子看完信後，在絕望之中從椅子起身走到窗邊。
畫作的背景中，有幅描繪波濤洶湧的大海畫作，它是荷蘭畫的一種表現手法，稱為「畫中畫」，影射女子的心情與情書裏令人忐忑不安的內容。展覽介紹手冊裏寫道：「當時的愛情文學常常將愛情的運勢與海上風向的變化相比」。
維梅爾的情書畫三部曲
目前現存37幅維梅爾的畫作中，有6幅畫的主題是描繪情書。《牛津藝術辭典》（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t）對維梅爾的風俗畫進行概述，充份描述了此次展覽的三幅畫作：「主要色彩為黃色、藍色和灰色，構圖抽像簡潔，呈現出的震撼力與小尺寸的畫作不成比例」。
在弗里克收藏館的作品《女主人與女僕》中，維梅爾營造出一種明顯的緊張感，女主人凝視著未拆封的信件。女僕剛打斷了女主人的寫作。女僕的臉頰泛紅，暗指她手上握著一封緊急或期待已久的訊息，需要立即處理。女主人全神貫注地聆聽著女僕傳達的口信。
畫作經科學分析後發現，維梅爾最初在《女主人與女僕》的背景中繪製了一些人物和一幅掛毯。這可能更符合他的風格，但後來他決定採用深色背景來增強場景的私密感。分析也指出，藍色桌布原本是綠色的，維梅爾使用的黃色顏料隨著時間流逝而褪色。
在作品《情書》中，維梅爾引導觀者透過房門窺視女僕打斷女主人彈奏西特琴（cittern）的場景，而演奏音樂象徵愛情。這位女主人似乎與作品《女主人與女僕》中的女主人是同一人，身穿相同的貂皮鑲邊黃色緞面外套，戴著一樣的珍珠項鍊和耳環。她手裏拿著未拆封的信，聽著面帶微笑的女僕說話，神情卻顯忐忑。
維梅爾在後牆上繪製了兩幅畫，象徵畫中人物的心情。
根據荷蘭國家博物館網站介紹，「17世紀的詩歌，將船比作情人，大海象徵愛情。」下方的畫作描繪著平靜的海面，暗示一段美好的感情，儘管有烏雲暗指暴風雨即將來襲。上方的畫作，維梅爾描繪的是一幅田園詩般的景象。
在《寫信的女子與女僕》（Lady Writing a Letter, With Her Maid）中，維梅爾描繪一位女子正在寫信，而她的女僕則耐心地在一旁等待。女主人專注地寫信，女僕則注視著窗外的世界。每個裝飾細節都吸引觀者如同偵探般身歷其境。空著的座位暗示女主人正在等待，抑或迎接愛情到來。藍白色沿著牆面底部裝飾的代爾夫特（Delft）瓷磚上像是刻著丘比特，確切的人物形象其實難以辨認；維梅爾在《倒牛奶的女僕》（The Milkmaid）中也繪製了這樣的瓷磚。女主人將一塊封蠟和一本書（可能是寫信手冊）丟在地上。背景中巨大的《聖經》畫作描繪的是《發現摩西》（The Finding of Moses，這一場景常用來比喻獲得上天的幫助或命中註定的安排。
永恆的愛
人文主義思想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約1466—1536年）曾這樣形容書信：「當我們寫信時，彷彿就像在最親密的朋友面前與他交談。」展覽中，維梅爾的三幅情書畫以視覺形式傳達出這樣的情感。他流暢地運用藝術語言表達主題，將自己對人類心靈的敏銳理解，以繪畫方式呈現。
英國小說家雪萊（Mary Shelley）寫給丈夫的信，可以用來表達維梅爾書信畫欲傳遞的愛情：「我想描述這樣一個時刻，當你的感官與心中升起的溫柔完美契合時，隨著理性引導你活在當下。這不是歡天喜地，而是一種崇高的平靜。」
維梅爾讓這些靜謐與沉思的場景在幾世紀後依然清晰可見。這些情書的內容如同畫中人物的思緒，儘管仍舊是個秘密，但他們對愛情的憧憬卻是永恆。
展覽：「維梅爾的情書」是紐約市弗里克收藏館全新特展廳的首展。展覽將於2025年6月18日至8月31日舉行。欲了解更多訊息，請訪問網站Frick.org。
原文：A Love Letter to Vermeer at The Frick Collec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洛琳‧費里爾（Lorraine Ferrier）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美術和手工藝術品相關文章。關注能傳達美和傳統價值觀的作品，聚焦北美和歐洲的藝術家或工藝師。希望能為少數或鮮為人知的藝術與手工藝品宣傳，進而保存傳統藝術遺產。現居英國倫敦郊區，從事寫作。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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