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千萬學生重返校園,家長和老師們正就人工智能(AI)在教育中的應用程度展開討論,擔心過度依賴會帶來哪些潛在影響。

作家喬‧艾倫(Joe Allen)認為,教育體系將成為全球人工智能實驗的主要試驗場之一。

他對《大紀元時報》表示:「無論是以強制或鼓勵的方式推廣人工智能,學校都將成為巨大的試驗場,讓我們看看究竟是保持傳統文化規範更好,還是儘可能將每個孩子變成半機械人更好。」

艾倫是《黑暗紀元:超人類主義與反人類戰爭》(Dark Aeon: Transhumanism and the War Against Humanity)一書的作者,他指出,沒人能預料人工智能的長期影響。

艾倫表示,正如20世紀60年代,電視和便攜式晶體管收音機等大眾科技傳播了亞文化運動的音樂和訊息,影響了一代兒童打破父母的文化規範,他指出,人工智能也可能影響「習慣與機器互動、基本上將機器視為真人的一代兒童。」

Wiley網絡(The Wiley Network)2024年對850名教師的民調顯示,一些教師認為人工智能會對學術誠信產生負面影響。在接受調查的逾2,000名學生中,近一半(47%)的學生表示,有了人工智能,作弊變得更容易了。

艾倫指出,學生提交的許多作業要麼彼此驚人地相似,要麼不像學生本人所寫。

大學生也承認,人工智能讓他們變得更笨。在2024年《歐洲研究期刊》(European Research Studies Journal)發表的一項研究中,在接受調查的主要是大學生的群體中,83%的人表示,擔心人工智能會削弱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

在線雜誌《智能》(Intelligent)2023年對1,000名美國大學生的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的學生使用ChatGPT完成書面作業,近60%的學生表示用ChatGPT完成了超過一半的作業。調查發現,在這些學生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認為這是作弊行為,但仍然選擇使用人工智能。

在多項調查中,大多數家長對人工智能對孩子的影響表示擔憂。

2024年,在線學習平台DoodleLearning的一項研究發現,在1,000名有學齡兒童的家長中,約80%對人工智能對教育的影響感到擔憂,受訪家長們還擔心私隱、數據安全和抄襲問題。

7月,教育部鼓勵學校教導學童如何認真使用人工智能,利用這項技術為「各個層次的學生」實現「個性化學習」。

「ChatGPT對大腦的影響」

臨床心理學家、擁有超過20年經驗的教育治療師、兒童書籍作者克羅納(Shannon Kroner)表示,她認為人工智能影響批判性思維,並且「使教師和孩子都失去人性化」。

克羅納曾教授高中生物和大學人文課程,她表示,人工智能將基於師生關係的健康學習降格為冷漠的交易。

她對《大紀元時報》表示:「人工智能在教師與學生身上都催生了思維上的惰性,而且……侵蝕好奇心、阻礙認知發展、降低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削弱了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們無需去做研究,也無需查閱相關資料來支持他們所要證明的觀點。」

教師越來越頻繁地藉助人工智能來制定教學計劃,因為這讓他們的工作更輕鬆,但隨著學生越來越依賴「機械人說的話」,這最終會削弱教師在教學角色中的權威。

「我們會失去師生之間的互動聯繫」,她說,「隨著人工智能的普及,學生們傾向於依賴人工智能尋求答案,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討論將不再重要,討論可能會變得多餘,甚至不再存在。」

艾倫和克羅納都對課堂上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退化感到擔懮。

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ChatGPT對大腦的影響:在使用AI輔助寫作任務時積累的認知債務》,探討了人工智能是否會損害批判性思維能力。研究對54名年齡介於18至39歲的學生進行認知與神經學數據的相關性分析,使用腦電圖記錄大腦活動。

學生們被分為三組:一組使用OpenAI的ChatGPT,另一組使用Google搜索引擎,第三組僅依靠自己的大腦,任務是撰寫幾篇論文。

研究發現,ChatGPT用戶(即大語言模型(LLM)人工智能使用者)大腦參與度最低,經常直接複製粘貼答案。

2024年1月8日,洛杉磯聯合學區某校園。學校運用人工智能進行自動評分、課程規劃、測驗及透過聊天機械人提供虛擬輔導。(John Fredricks/The Epoch Times)
2024年1月8日,洛杉磯聯合學區某校園。學校運用人工智能進行自動評分、課程規劃、測驗及透過聊天機械人提供虛擬輔導。(John Fredricks/The Epoch Times)

在為期四個月的研究中,大語言模型的用戶在神經、語言和行為層面「持續表現不佳」。研究得出結論稱,這些結果引發了對過度依賴「大語言模型」可能造成的長期教育影響的擔懮,並強調有必要更深入地探究人工智能在學習中的作用。

艾倫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組「完全無聊」,記憶回憶能力較低,大腦活動較少,特別是在形成記憶的海馬體區域。

他表示,這項研究基本上證實了「人工智能讓人變得更笨」。「如果依賴機器替你思考,你的思考能力就會退化,」他說。

心理健康問題與人工智能朋友

艾倫表示,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可能多年後才會顯現,就像政府應對新冠疫情不當所造成的長期影響一樣。

新冠疫情導致的封控、居家辦公以及線上學習的推廣,進一步鞏固了人們減少面對面交流的趨勢。

研究普遍指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間——是導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因素之一。克羅納擔心,若在此基礎上,再加入人工智能,會使問題進一步惡化。

她說,人工智能公司推廣人工智能機械人朋友和聊天機械人,作為在疫情期間與真實朋友隔離的兒童的陪伴,現在人們甚至開始轉向人工智能尋求心理治療。

人形機械人技術的發展以及鼓勵兒童與人工智能做朋友,引發了其它一些問題,比如這類人工智能產品能否緩解性格內向或社交困難的兒童的孤獨感,還是會進一步使他們與同齡人及健康的戶外活動(如戶外玩耍和參與體育運動)疏遠和隔離。

美國兒科學會的數據顯示,在新冠疫情暴發前,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的抗抑鬱藥處方量就已呈上升趨勢,但自2020年3月起,增長速度加快了60%以上。

人形機械人技術的發展以及鼓勵兒童與人工智能做朋友,引發了其它一些問題。(The Epoch Times)
人形機械人技術的發展以及鼓勵兒童與人工智能做朋友,引發了其它一些問題。(The Epoch Times)

克羅納表示,她擔心人工智能會破壞童年的純真,包括將聊天機械人性化,比如X的聊天機械人、虛擬少女「Ani」。

她還指出,兒童將個人資料輸入人工智能系統,會給兒童私隱帶來風險。

克羅納問道:「是誰在收集所有這些數據?這些數據最終會不會被利用?又是誰在掌控這些數據?」

艾倫表示,雖然「垃圾進,垃圾出」是電腦領域的習語,但人工智能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傳統電腦中,「垃圾進,垃圾出」意味著「如果將錯誤的、無意義的數據輸入電腦系統,電腦自然也一定會輸出錯誤、無意義的結果。」

但艾倫指出,大語言模型能處理「垃圾與黃金」混雜的數據,從中篩選出有用訊息。他解釋,相較於僅作為基礎資料庫檢索工具的傳統搜尋引擎,人工智能具備自主思考能力——當使用者提出問題時,它能在限定範圍內自主探索數據路徑,從而發掘大量原本可能被埋沒的有用訊息。

在某些方面,人工智能的運作方式類似於人腦,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和隨機性,但以一種「非常陌生的方式」運作,艾倫說。

人工智能還容易出現被稱為「幻覺」的虛構內容,呈現出虛假或誤導性訊息,這些訊息並非基於感知經驗,而且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

艾倫說:「光是幻覺的發生率就足以讓家長們警惕,它不會是像薩姆‧奧特曼這樣的人所承諾的超級天才。」

在公司測試中,OpenAI最新的03和04-mini模型分別有51%和79%的幻覺率。而在2024年一項評估人工智能在法律行業應用的研究中,幻覺率高達88%。

艾倫舉了一個例子,ChatGPT最新的4.5版本放棄了旨在阻止某些討論的防護機制,反而指導用戶如何向摩洛克(Molech)獻祭,摩洛克是歷史上與兒童獻祭有關的古代神祇。

此外,還有許多用戶突破人工智能安全防護的案例。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在今年7月初,Grok聊天機械人意外生成並傳播了一系列反猶太主義的帖子。

艾倫說:「技術本質上具有一定的隨機性,而系統的非確定性特質意味著,在那些安全防護之下實際上湧動著一種『本我』,而安全防護則起到一種『超我』的作用。不需要高超的技巧,普通用戶只需一些簡單的伎倆,就能突破這些防護。」

七月初,聊天機械人Grok意外生成並散播反猶太主義帖文,引發各界對人工智能防護機制漏洞的擔憂。(Riccardo Milani/Hans Lucas/AFP via Getty Images)
七月初,聊天機械人Grok意外生成並散播反猶太主義帖文,引發各界對人工智能防護機制漏洞的擔憂。(Riccardo Milani/Hans Lucas/AFP via Getty Images)

保護兒童

艾倫表示,只要政府、學校和公司願意在對結果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試驗人工智能技術,我們就有充份理由對課堂上使用人工智能持懷疑態度。

一些教師主張恢復口試、Blue Book考試,或者使用互聯網訪問受限的文字處理器。

他說:「在人工智能試驗的早期階段,實踐者會從中受益。」

艾倫表示,學校有可能開發出經過篩選、僅用於學術用途的人工智能系統。

「這將是未來的常態」,他說,「我不擔心『教育人工智能』會失控,出現象18世紀法國著名作家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作品段落。」

艾倫表示,在保護兒童及其批判性思維能力方面存在三個層面的阻力:個人選擇、機構政策以及政治或法律行動。

他說,在個人選擇層面,生活在美國和其它「相對自由的社會」的父母將面臨如何養育子女的問題。

艾倫說:「父母可以選擇讓孩子參與這個實驗,也可以選擇不讓孩子進入全面數碼化甚至混合教學的學校。」

他說,在機構層面,學校可以選擇是全面採用人工智能,或實施某種局部或混合系統。

艾倫說:「這些將是未來至關重要的決策。這是一次試驗,所以這些學校基本上將成為對照組。」

目前,利用政治和法律體系在美國課堂上限制人工智能的前景「並不樂觀」,超出了州級層面,他說,但美國及其它國家的家長團體正形成有組織的抵制浪潮。

例如,澳洲尋求建立大型數據中心,並開放澳洲人的數據用於訓練人工智能,但限制學校內使用智能手機、要求社交媒體進行年齡驗證的政策是「正確方向」,艾倫說。

「實際上,澳洲整個國家儘一切可能限制兒童接觸電子產品——從禁止在學校使用手機到讓孩子完全遠離電子產品。」他說,「所以對照組是健康的。」

克羅內推測,人工智能會導致一些兒童進一步質疑教師和家長的權威。她建議家長在孩子提出問題時,結合現實生活中的實例進行引導。

克羅內說:「孩子們可以傾聽並給出反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人工智能的束縛。」

他強調,當今世界所缺失的是更多的人際互動和交流,而不是「觸手可及的機械應答」。

艾倫表示,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在優質人類教師稀缺的地方,訓練兒童將人工智能視為優越的教學工具,其表現優於不使用人工智能的孩子。

他說:「部份原因在於數字文化如此盛行,適應意味著你基本上是在適應自上而下推向大眾的不斷演變的規範。」

「所以這並非某種自然進化,不是原來意義上的達爾文式進化,但結果會怎樣仍是個未知數,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是一場實驗。」#

原文:As Schools Increase Use of AI, Experts Warn of Impact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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