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乎所有外國媒體駐華記者站都配有本地僱員，即「新聞助理」。不同於多數國家的自由招聘，這些崗位必須通過外交部下屬的外事服務公司派遣。表面上，他們負責翻譯、聯絡與行政事務；實際上，他們既是外媒記者不可或缺的橋樑，也處於制度性管理之中。
「新聞助理」外交部指定機構派遣
新聞助理（News Assistant，業內俗稱fixer），是外國新聞機構駐華記者站聘用的中國籍僱員。主要負責翻譯、資料搜集、採訪聯絡、日程安排和行政事務。在西方新聞傳統中，新聞的本質並不在於歌頌社會的正常與美好，而在於發揮『第四權力』，對政府和社會權力進行監督與制衡。然而在中國，新聞往往被中共塑造成自我歌頌的工具，而新聞助理的角色，有時也被當局用來監控外媒的運作。
周女士是台灣一媒體駐北京記者。她介紹說，在華記者站通常只有國際主流媒體才會配備新聞助理。「主要是一些西方電視台，也有外媒會招聘新聞助理協助做一些簡單的採訪，記者再完成後期製作。當然，這些報道必須符合普世價值觀，而大陸新聞助理也願意參與其中，因為他們能在過程中體會到西方記者的新聞處理原則。」
在中國，新聞助理是外媒報道的幕後支撐。他們既是語言與文化的橋樑，又因制度限制成為外媒與官方之間的「緩衝地帶」。在新聞自由受限的環境下，他們的存在凸顯出外媒在華運作的特殊複雜性。
和外媒申請常駐記者證一樣，僱用新聞助理同樣必須經過嚴格審查。不同的是，這一環節甚至比新聞審查更為嚴苛：所有助理都必須由外交部指定的機構派遣。
周女士打了個比方：「好比你必須買一部安裝了監聽裝置的電話，才能進行工作，除非你不要新聞助理。當然，外媒記者很天真，他們覺得報道內容沒甚麼秘密，公司也沒甚麼秘密。也有大陸國安人員試圖接觸我們，要請我們去吃飯，唱卡拉OK，我會婉拒。」
2008年10月17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新聞機構常駐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第18條規定：外國新聞機構常駐機構或者外國記者如需聘用中國公民從事輔助性工作，應通過外交部或地方外辦指定的「為外國人服務的單位」辦理，不得直接聘用。若違反規定，第21條授權外交部可作出警告、責令停業或吊銷證件等處理措施。
新聞助理處於「三方關係」中
一位曾在國際媒體駐華記者站任職的新聞助理小顧（化名）回憶，她曾在一家英國駐華媒體工作：「工資並不是外媒直接打給我，而是先交到勞務公司，再扣除社保和管理費，才到我手裏。」
她坦言，許多助理都清楚，勞務公司既是名義上的僱主，同時也承擔制度性管理職能。這種安排使新聞助理處於「三方關係」中，勞動關係名義上隸屬於服務機構，工作實際依附外媒。
外國駐華機構招聘中國籍助理，常見的勞務渠道包括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下屬人力公司，負責與中方員工簽訂勞動合同、代發工資、繳納社保和公積金等。外媒在法律上僅被視為「實際用工單位」，雖然日常工作安排和考核均由外媒決定，但並不享有正式僱主身份。
規模有限：小而精的群體
國際新聞保護組織（CPJ）亦指出，外媒在華依法不得直接聘用中國公民，必須通過官方勞務渠道。這種制度一方面確保官方能夠統一管理，另一方面也使助理在勞動爭議、職業獨立性與權益保護方面存在天然侷限。
外媒新聞助理的規模一直不大。國際新聞保護組織在2011年的一份調查中估計，這一群體人數「少於200人」，而《環球時報》在2015年的報道中則稱「中國境內的新聞助理人數估計為數百人」。兩份估算雖有差距，但一致顯示這一職業是「小而精」的群體，且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
在外媒報道中國新聞過程中，新聞助理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一位曾為美國電視台工作的助理張女士接受採訪時說：「除了翻譯，其實更多是前期安排，比如幫忙聯絡受訪者、確認採訪地點是否允許、收集背景資料。」
她回憶2003年4月SARS（非典）時期，外媒希望進入北京傳染病醫院採訪，但遭拒絕。「記者很著急，我得馬上想辦法。我想到去北京理工大學找胡星斗教授、去郊區醫院找醫護人員採訪，至少能補充一些角度。」
助理的角色，既是翻譯和協調人，也是心理緩衝器。張女士說：「外國記者喜歡追問，但有些受訪者很排斥。我就得解釋：問題可能不會都出現在報道裏，也要安撫受訪者。」
另一位新聞助理陳先生說，公司曾提醒他們要注意外媒記者的行為是否「觸犯中國法律」，「如果出現明顯違法的報道而我沒有彙報，當局也會追責。」他說：「官方的理由是『確保外媒記者採訪的安全』，但我感覺自己拿了外國人的錢，又要替政府盯著他們。」
夾縫中的「三角關係」
不少助理形容自己始終在記者、受訪者與官方三方之間「做人」。
陳先生回憶：「一次採訪非法集資維權，受訪者臨時被家人勸阻。記者在旁邊著急，我只能安撫受訪者，說可以不露臉、只錄聲音。可他們還是拒絕。最後我只能跟記者說：『沒辦法，換人吧。』當晚，我就接到電話，被問到當天採訪的情況。」
他也提到，他們常常面對突發狀況。「有時候受訪者答應了，臨時又被社區幹部攔住。記者埋怨我沒安排好，我只能硬著頭皮溝通，說這是正常採訪，不涉及政治類話題。有時能糊弄過去，有時只能放棄。」
不過，當記者追問是否需要彙報時，他只回了一句：「你懂的，我就不說了。」（原話如此，出於安全考慮他不願詳述。）
新聞助理的心態複雜，背景模糊，讓很多西方記者無法判斷他們是在替記者做事，還是在監督記者。
一位不願意公開姓名的外媒記者說：「他們（新聞助理）做事情很努力，但要他們聯繫人權律師，包括709律師，無論是北京的還是河南的，他們似乎很為難，常常聯繫不到。我就直接和律師聯繫，我也理解他們的處境。」
職業的矛盾與重量
新聞助理陳先生說，他也承受著心理壓力：「採訪維權人士、律師或強拆現場時，我比記者更怕，因為沒有記者證的保護，我更保護不了外國記者。」
老黃曾為一家外媒工作多年。他說：「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嚴格限制外媒採訪，我也被警告不要帶記者去封控區。拿著工資卻不能幫他們正常採訪，我很矛盾。再加上家人擔心安全，最後我選擇辭職。」
在記者追問老黃真正辭職的原因，他的話一語雙關：「我不願做違心的事，我不想成為某種權力的工具。」
有業內人士披露，新聞助理很容易成為公安或國安部門的拉攏對象，前者希望了解外媒記者採訪中國新聞的內容，而後者更多想探知外媒記者的背景。一位曾遭遇報復的匿名人士說：「有的助理拒絕配合當局，但往往會受到報復。」
風險案例：張淼與趙岩
在過去，也曾發生新聞助理遭遇法律控訴的案例。2014年10月，為德國《時代周刊》（Die Zeit）工作的中國籍新聞助理張淼在北京被警方以「擾亂秩序」為由拘留，背景與香港抗議報道相關。她被羈押約九個月，律師稱其在審訊中遭遇強制措施。德國政府對此表示關切，要求中方妥善處理。
在另一案件中，時任某報北京辦公室研究員趙岩於2004年被捕，最初面臨「洩露國家秘密」指控。2006年8月，北京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其三年有期徒刑。趙岩於2007年9月刑滿釋放，多家國際機構持續關注此案。
國安「可控」與「可查」的邏輯
中國外國記者協會（FCCC）在2021年年度報告中指出，疫情期間騷擾情況顯著增加，警方和地方力量對外媒的跟隨、盤查更頻繁。報告披露的案例包括：一位駐華記者在湖北採訪疫情時被陌生人尾隨數日，甚至深夜敲門施壓；另一位記者的中國助理在協助採訪後，被警方傳喚長達十小時。
FCCC還強調，2020年上半年至少18名記者被迫離境，其中不少與疫情報道有關。報告同時記錄了多宗消息來源被威脅或約談的情況，有受訪者在接受採訪後立即接到官方電話，要求保持沉默。
曾經常年受僱於外媒的私家車司機葛明（化名）告訴記者，新聞助理很容易成為官方了解外國記者立場的工具。他說：「新聞助理是中國籍，你能不聽官方的話嗎？外國記者走了，你還得留在中國，這叫『可控』『可查』，除非你不做助理。」
現居德國的前新聞助理郝先生對記者解釋：「所謂『可控』，就是官方能通過勞務公司掌握記者行蹤，知道他們在做甚麼；『可查』，就是助理要反饋採訪過程，方便查清採訪了哪些人、寫了甚麼內容。」兩人的說法從不同角度印證了同一邏輯。
他稱，中共外交部內部確有部門負責收集駐華外媒稿件備案。雖然這一點無法獨立覈實，但多位受訪者都表示，他們長期感受到「寫稿謹慎」的氛圍。
政治制度演變與招聘流程
在中國新聞助理制度的演變中，還曾出現過短暫的「自由期」。據CPJ 2011年的一份調查，1990年代之前，幾乎所有新聞助理由外交部直接指派，外媒記者對他們沒有選擇權。進入1990年代以後，情況開始鬆動，不少外媒記者站能夠自行招聘助理，與候選人直接簽約，這些助理往往更願意專注新聞業務，而不願與官方發生過多聯繫。然而，這種自由並沒有持續太久。
2008年《條例》實施後，外國新聞機構再度被嚴格要求必須通過外交部指定的外事服務公司聘用助理，直接招聘的通道被全面封堵。此後，新聞助理重新被納入官方派遣體系，其身份模糊、受制於制度的格局也由此確立。
除了制度上的身份模糊，新聞助理的招聘過程本身也帶有鮮明的「派遣制」特點。
根據條例和多位受訪者的說法，招聘程序通常分為幾個環節：首先，外媒駐華機構提出崗位需求，明確語言、專業背景和人數；其次，由外交部指定的外事服務公司（最常見的是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篩選候選人，有時通過高校推薦，有時通過內部渠道。候選人需經過外媒記者站的面試，但最終錄用仍需派遣公司批准。
此後，服務公司與助理簽訂勞動合同，外媒僅作為實際用工單位，並支付相關成本。
有知情人士透露，部份高校學生進入候選名單前，還要經過「政審」程序，以確保政治立場無問題。這一制度確保了新聞助理從招聘到上崗的每個環節都處在官方監督之下。
專制下的硬性與軟性約束
前外交部官員廖華秋（化名）回憶：「如果報道不利於政府，首先會警告，說報道失實，要求更正。嚴重的會取消採訪權，不再給簽證延期。」
近年來已有公開案例：2020年中美關係緊張，《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多名記者被驅逐出境。2012年，某報因披露中國高層家族財富，其記者簽證遭長期擱置。廖華秋補充，涉及領導人海外財富的報道，往往是最敏感的議題。
除了硬性措施，當局也常使用軟性暗示。一位曾常駐北京的英國記者回憶：「他們會請你喝咖啡，看似關心，其實在提醒。」對話常帶有暗示：「你喜歡中國嗎？……你的簽證快到期了吧？」
學界觀點與結語
北京一位新聞傳播學者（不具名）認為，新聞助理制度體現了「雙重邏輯」：「它既是橋樑，讓外媒記者能在中國社會活動；也是閘門，保證一切在可控範圍內。」
他總結說，這一制度的作用包括三點：一是確保外媒活動可追蹤；二是通過簽證和許可形成震懾；三是通過軟性提醒製造自我審查。「這是一種綜合性控制工具。」
對外國駐華記者而言，新聞助理是他們在華報道中國新聞不可或缺的幕後角色。他們懂語言、懂人情，能找到報道切入點，卻被限定在「非記者」的身份。
在開放與限制的夾縫中，新聞助理既是溝通的橋樑，也是制度性的節點。一位助理說：「沒有我們，很多故事無法發生。」他們的存在提醒人們：當局對外媒的開放始終有限，而新聞助理制度正是這一現實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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