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繼「雙減」政策後,再推「一科一輔」限制教輔材料,聲稱為學生減負。然而,專家與家長指出,應試導向與利益鏈條根深蒂固,政策恐難觸及「教育商業化」的根本問題。從學校、教培機構到出版企業,整個體系早已利益交織,令「減負」成為政治作秀,學生與家長的壓力依舊沉重。

自9月起,多地教育部門發布通知,宣布自2025年秋季學期起,全市所有小學停止徵訂教輔材料,推「一科一輔」,嚴禁向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推薦教輔材料。這是繼中共2021年7月推出「雙減」政策,又以「一科一輔」名義嚴管教輔材料進入中小學。

所謂「一科一輔」就是每個學科每學期只推薦一種教輔材料,供學生自願選用。「雙減」指「減輕校內學生作業負擔、減輕校外補習負擔」。

然而,接受《大紀元》採訪的教育專家指出,這一政策恐怕難以撼動中國根深蒂固的教育商業化與利益鏈條,「一科一輔」恐將再次淪為「一陣風」式的政治運動。

「一科一輔」上路 家長擔憂 經銷商:越限制越氾濫

據黨媒央視網9月報道,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江西撫州等多地教育部門已陸續下達通知。新規明確指出,學校不得統一徵訂或推薦多套教輔,並要求免費提供指定教材給學生使用。

官方聲稱,此舉旨在「治理教輔材料進校亂象」,防止學校強制或變相強制學生購買參考書,避免利益輸送與腐敗問題。

然而,多數家長對此政策並不放心。一位安徽初中生家長表示,孩子在初二、初三升學壓力極大,「沒有大量練習的情況下,很難提高成績」。他擔心若學校不再統一推薦教輔,家長反而要自行挑選,造成更多困擾。

教輔經銷商亦透露,過去部份學校每位學生發放兩至三套教輔,「有的地方甚至達四套」,但教育部評審版內容淺薄、練習少,與實際考試難度落差極大,導致民間對教輔依賴加深,教輔市場非但未減反增,呈現出越限制越氾濫的局面。

教培老師:政策只是「一陣風」 分數導向難改

曾任廣州K12教培老師的袁崛向《大紀元》表示,中共的教育政策一貫是「一陣風式運動」。「就像2021年的『雙減』一樣,聲勢很大,但風頭過去後,整個教培行業又死灰復燃。」

他直言,在中國「以分數為唯一選拔標準」的應試教育體制下,學生、家長、學校都被迫追求高分,教輔材料成為必需品。

袁崛進一步指出:「教育部想嚴管教輔,實際上是想一統天下,把地方教培機構的利益納入中央系統。他們打著『減負』的旗號,卻是為了利益最大化。」

他強調,中國的教培與教輔早已形成龐大的產業鏈,從教育部門、出版機構到地方學校,都有利益糾葛。

為規避政策,許多培訓機構將補習課「改頭換面」——數學改稱「邏輯課」、語文變成「表達能力課」。「這完全是換湯不換藥,因為只要高考制度不變,學校和機構就是同一條船上的螞蚱。」袁崛說。

他並透露,即使「雙減」實施多年,廣州教培機構的生源依然穩定,「尤其是初三、高三畢業季,學生仍然爆滿。」他認為,在「分數至上」與「升學率競爭」壓力下,中共提倡的數碼教育根本推不下去,教育現代化離發達國家的創新、自由發揮模式還非常遙遠。

家長親述:名校作業負擔重 「雙減」成空談

原住湖北、今年5月移居美國的家長張宇,育有兩名小學子女。她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回憶孩子在湖北省重點小學就讀時的經歷,直言「雙減」完全沒有落實。

「學校教你1加1等於2,但考試卻問你2乘以2等於幾。」張宇舉例說,孩子一年級時被罰抄寫「鶯歌燕舞」四字各寫50遍,「對一個六歲的孩子來說,這相當於寫200個筆畫複雜的字。作業經常寫到晚上十一點。」當她向老師反映孩子不會寫時,老師仍要求完成作業。

她無奈說,國家政策說要減輕孩子的負擔,晚上九點鐘之後不寫作業要睡覺,但第二天上課孩子交不上作業怎麼辦?

「我有個朋友的孩子也是一年級,早上沒交作業,被老師罰站在門口一個早上。那你只能讓孩子去迎合學校,完成老師布置的任務。」

在家長張宇看來,「一科一輔」或「雙減」政策並未緩解焦慮,孩子在中國的日常現實早已說明一切:「每天寫作業寫到十一點,學校老師不教考試內容,補習班滿街都是。你說這樣叫『減負』嗎?」

學校老師不教重點 孩子需到外面補習

張宇指出,教育部雖下令禁止校外培訓,但暗地裏的補習班比比皆是。「國家說不許補課,但學校老師不教重點內容,家長就得送孩子去外面補習。」

在她孩子學校旁,周末培訓車輛「擠得水洩不通」。她直言:「培訓機構收費、上繳稅收、地方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是一個產業鏈。」

張宇說,培訓機構如今打「擦邊球」,「不讓補數學就開『邏輯課』,不讓補語文就開『口才課』。藝術學校裏根本沒畫畫,教的全是數學思維和語文表達。」

她提到,許多「黑補習點」極為隱秘,「不是熟人介紹進不去,有的甚至要翻窗戶進去」。

張宇還談到家庭負擔沉重:「我和老公一個月掙一萬塊,扣除按揭和日常開銷後,還得留錢給孩子上補習班,一學期光數學和語文就要一兩萬,更別提鋼琴、畫畫。」

專家:教育商業化難以根除 政策成「作秀」

《大紀元時報》專欄作家王赫認為,中國教育長期陷入「商業化陷阱」,教科書與教輔材料成為高利潤產業。「很多出版公司和企業靠這賺錢,學校與之合作分利。」

他說,教輔資料過多引發社會反感,因此教育部門才「為了傾聽民意、做政績展示」,推出「一科一輔」政策。

不過,王赫直言:「這只是表面的姿態。實際上,單一政策改變不了教育體系中的利益結構。」許多老師通過變相補課掙錢,教材免費也沒用,因為國家統一定的教輔太淺,學生仍需另買。

「中共的教育體制不是在培養人才,而是在培養奴才。」王赫說,「學生被訓練成做題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中共需要的是服從政權的工具,而不是探索真相的人。

中共維持高考指揮棒與資訊封鎖,讓教育完全服務於政權,而非社會發展。他指出,中共多年來推動「數碼教育」始終停留在口號層面,因為「只有應試教育最適合它的統治邏輯」。

此外,王赫批評,中國教育體制「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居高不下,顯示教育內容與經濟發展不相符。

他認為,中共若真要解決教育問題,就得打破整個教育生態與商業利益集團,甚至挑戰其政治體制。但這與它的獨裁目標完全相悖,所以現階段的政策只是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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