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十五五」規劃如何應對「財富老齡化」？

中共10月28日發布了「十五五」規劃建議的全文，又描繪了一個政治與經濟的「藍圖」，為其執政合法性塗脂抹粉。並且宣稱要在2035年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然而，當將這個政治目標放到中國經濟最底層的基礎結構中進行審視時，在「財富老齡化」不可逆轉的巨浪面前，經濟政策如何應對？又隱藏了多少巨大的政治隱憂？

在筆者看來，中共想實現「十五五」規劃及「二〇三五」遠景目標，最大的阻力並非來自外部的地緣政治摩擦，而是來自國內正在發生的財富結構性重置。

「二〇三五」遠景目標意味著甚麼？

這是一個政治目標高於一切的任務：假設中國2025年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35萬美元左右。以官方數據推算，中國2024年人均GDP約為1.33萬美元。

要達到學界公認的「中等發達國家」門檻（還要考慮到未來十年通脹水平），人均GDP至少需要達到3萬美元。這意味著，在10年之內，中國的人均財富需要增長2.2倍以上（3萬除以1.35萬）。

要讓財富在10年裏增長2.2倍，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共需要一個持續的GDP增長率，筆者經過測算，扣除人口負增長（假設未來十年中國人口年均增速為-0.2%到-0.3%）的影響，並考慮到匯率和物價的動態變化（即實際增速），中國經濟在2025年到2035年的10年間，每年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必須維持在4.5%到5.0%這個區間。

這就要求中國經濟每年的增速都必須穩穩地保持在4.5%以上。這也是中共政府近年來、包括未來，設定GDP增長目標在這個區間的原因，因為屆時GDP數字就剛好「達標」。

但是，在房地產危機、地方債爆煲、以及全球「去中共風險化」的今天，要連續十年維持4.5%至5.0%的速度，難度係數是幾何級上升的。

不可逆轉的「財富老齡化」

一個不容迴避的核心現象，是中國的社會財富正高度集中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俗稱60後）和七十年代（俗稱70後）出生的群體手中。他們是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經歷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獲得「房改」和加入WTO（世貿組織）的紅利，積累了巨額的實物資產（主要是房產）和儲蓄。然而，他們現在正接近或進入退休階段。這種財富的集中，帶來了全社會消費行為的結構性轉變，即所謂的「財富老齡化」。

「財富老齡化」正在被三重不確定性驅動著：

首先，是養老不確定，養老金體系的壓力正在加大，養老金缺口擴大的消息近年來多次被官方智庫和媒體披露。60後和70後擔心未來老年生活無保障，他們不敢消費。

其次，是子女工作不確定。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市場持續低迷。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9月份青年失業率仍然高達17.7%。父母和長輩為了「幫襯」，不得不持續增加儲蓄，進一步拖累家庭整體的消費支出。

最後，是資產價格不確定。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劇烈波動，讓60後和70後對資產的保值能力產生了深切懷疑。他們的資金偏好會更加保守，例如，大額存單、國債。

全社會的消費意願因此下降，儲蓄率持續保持高位，據官方的數據，前三季度住戶（家庭）存款增加12.73萬億元。截至9月末，人民幣存款餘額324.94萬億元，同比增長8%。

這是中國民眾因人口結構變化驅動的、對風險的積極防禦。這種防禦性儲蓄行為，會使得社會資金流動減慢，利率長期處於下行通道，這是難以通過短期貨幣政策逆轉的。

財富進入流動性陷阱

人口峰值已過，是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但中國的問題更加嚴重，因為房地產已經深度嵌入了中國的財富體系，佔到家庭資產的七成以上。

過去20年，非核心城市乃至城市遠郊的房產，其價值是通過土地財政和人口持續流入支撐的。隨著人口負增長時代的到來，這部份房產將長期失去流動性與價值。過去，60後和70後手中的「老破小」的二手樓還能通過拆遷變現；但在未來十年，隨著財政收縮，大規模棚改和拆遷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未來，年輕人從父母那裏繼承的遺產，不再是可變現的財富，而是「流動性陷阱資產」。房子賣不掉，還要不斷花錢維護。更麻煩的是，當中共政府開始全面推行房地產稅、以及可能加重的市政建設稅等，這種「遺產」反而可能成為年輕一代的債務型負擔，加劇他們的生活壓力。

宏觀結構與未來趨勢

「財富老齡化」也直接影響了中共的財政收支平衡。當25至44歲這部份最具消費力和納稅能力的勞動者佔比跌不斷下降，政府財政就會進入長期收縮期。

納稅人口在減少，「食稅人口」（領取養老金、財政供養的人口）卻在增加。中共政府的財政空間將越來越依賴於高稅負和再分配。這無疑將進一步壓制企業活力和居民的財富積累。

因此，未來十年的基建投資規模將不得不縮減至過去的一半甚至更低。因為在許多非核心地區，新建項目已經找不到足夠的投資「回報人口」，投資效率極低。這也意味著，以投資拉動5%增長的道路，已經走不通了。

政治隱憂疊加的制度性風險

如果說提到的都是經濟結構性風險，那麼當前政治因素的高度集中，則為這種風險加上了一層制度面上的不確定性，將使得市場預期變得更為脆弱。當所有重大經濟決策都集中於中共最高層，市場缺乏必要的糾錯機制和政策透明度。每一次政治運動（如「共同富裕」），每一次監管鐵拳（如對教培行業、互聯網企業的打擊），都會加劇民間對財富安全的擔憂。

這種政治風險疊加人口危機，只會使得社會整體更加保守。進一步強化了風險偏好下降和「財富老齡化」的趨勢。資金不敢進入長期、高風險的創新領域，而是尋求最安全的「避風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