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所謂「東方之珠」的光芒不僅在於經濟繁榮，更在於其多元、開放、生機勃勃的文化與創作土壤。在目前的時空下，周冠威導演與莊梅岩編劇已成為「敢言」的代名詞，兩人的近況揭示了《基本法》已無法保障創作自由。

周冠威導演從《十年》的預言，到2019年反送中社運紀錄片，以其敏銳的觸覺與堅定的筆觸，直面香港社會的痛點。新片《自殺通告》在香港電檢處卡關兩個半月，周導演表示不期待奇蹟。電影審查制度本應是保障公眾利益、促進內容健康的機制，如今卻成為打壓異見、消音的工具。

《自殺通告》從籌備之初便充滿坎坷，其經歷本身就是一部香港政治環境如何扼殺創作的微型史。2017年，投資者因周冠威的《十年》背景而退出，這並非單純的商業考量，而是赤裸裸的政治壓力。電影圈內「怕事」的氛圍，讓資金斷鏈、演員迴避成為常態。當創作的價值不再由藝術品質和市場需求決定，而是由政治正確和風險來衡量時，整個產業的生態便會從根基上瓦解。

與周冠威相呼應的，是莊梅岩的離場。她辭去香港戲劇協會委員職務，並在社交媒體上坦言「我自由了」，這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是對香港戲劇界乃至整個文化界所面臨困境的深刻控訴。莊梅岩最近的《我們最快樂》因被西九文化區取消租場，黃秋生聲明劇本與政府政策無關也無濟於事。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審查邏輯，讓創作者無所適從，任何帶有批判或反思色彩的作品，都可能被貼上「軟對抗」的標籤。

莊梅岩對母校演藝學院的批評，揭露了紅線在學術和藝術機構內部自我繪製的現象。影片被抽起，海報被修改，這些看似細微的干預，實則是在蠶食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自由。當機構為了「安全」而主動妥協，當創作者為了「生存」而自我閹割，香港的文化生命力便會逐漸枯萎。

香港電影的製作環境日漸惡化。借不到中學場地、明星演員避而遠之，這些表面上的困難，實質上是自我審查與恐懼心理在社會各個層面的蔓延。這種無形的壓力，比任何明文禁令都更具殺傷力，它讓創作者在尚未動筆前便已心生畏懼，導致許多潛在的優秀作品胎死腹中。最終，《自殺通告》被迫轉向台灣拍攝，這不僅是一個電影劇組的地理遷徙，更是香港創作能量尋求出路的象徵性轉移。

當香港的電影被政治捆綁，成為一種高風險行為時，台灣便自然成為了香港創作者的避風港和新家園。黃秋生對劇本的堅持和義氣，台灣演員的專業與活力，都為《自殺通告》注入了新的生命。這部表面上是「台灣片」，實則流淌著香港血液的作品，註定成為香港電影史上一個特殊的標記。它預示著未來許多「香港故事」，或許將在異鄉的土地上，以新的形式被講述。

在悲觀中，我們也看到了希望的火種。香港觀眾不惜飛往台灣，只為觀看一部「自己的電影」，是香港人對本土創作的深情厚誼，也是對自由表達的無聲支持。它證明了，即便政府與體制試圖阻隔，藝術與觀眾之間的情感連結依然堅韌。這種支持，或許是未來香港文化重建的重要力量。

香港創作自由的警鐘早已敲響，它不僅是為周冠威和莊梅岩而鳴，更是為所有熱愛自由、珍視創作的香港人而鳴。這警鐘，催促著我們思考：一個沒有創作自由的城市，還能否被稱為國際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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