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再度以旅遊作為外交槓桿。2025年11月,中共外交部突然發布旅遊警示,要民眾避免前往日本;早在2019年,北京也曾限制大陸旅客赴台灣,2017年則對南韓發出限韓令。這類「旅遊懲罰」已是中共慣用伎倆,背後假設始終不變:只要掌握大陸旅客的龐大數量,就足以撼動它國經濟,進而成為對外施壓手段。

APEC落幕後,南韓自9月底啟動大陸旅客免簽政策,成功吸引大量陸客入境。然而在反中情緒升溫、美中角力加劇的背景下,南韓仍必須在經濟與地緣政治之間艱難取捨。本文將針對現行韓國觀光狀況進一步剖析南韓的對中觀光策略究竟是長遠良策,還是正滑向更深依賴的政策陷阱?

飲鴆止渴的觀光布局

韓媒統計顯示,2024年南韓共接待1,637萬名外國遊客,其中大陸旅客以460萬人次居首,日本322萬、台灣147萬、美國則為132萬。2025年5月,仁川機場發布新聞稿指出,根據國際機場協會(ACI)報告數據,仁川機場在2024年國際客運量中位居全球第三,以7,066萬人次創下自2001年開航以來的新高。排名第一的是杜拜國際機場(9,233萬人次),第二為倫敦希斯洛機場(7,919萬人次)。

統計顯示,2025年1至8月共有約1,238萬名外國旅客訪韓,其中大陸遊客達373萬人,佔比近三分之一。9月單月共有52.5萬名大陸旅客赴韓,較2024年同期成長16.4%;十月連假期間,經仁川機場入境的大陸旅客達13.5萬人次,按年增30.5%,反映南韓的免簽政策確實吸引大量客流,但「量」並未轉化為「質」。

遊客量與收入未必成正比

根據旅遊研究機構Yanolja Research數據(見表1),訪韓旅客從2019年的843.9萬人增至2025年的882.6萬人,雖增加4.6%,但觀光收入卻從103.4億美元下滑至89.4億美元,人均消費也減至1,012美元,呈現「人多、錢少」的反差。

(表1:外國旅客到訪南韓人數與人均消費額。資料來源:Yanolja Research)
(表1:外國旅客到訪南韓人數與人均消費額。資料來源:Yanolja Research)

2023年上半年曾因解封效應,使旅客人均消費一度回升至1,589美元。日本旅客更以86.2萬人超越大陸旅客54.6萬人(見表2),顯示日本市場的消費力與需求更強,也顯示南韓觀光收益的主力並非來自大陸客。

(表2:主要地區入境南韓旅客數。資料來源:Yanolja Research)
(表2:主要地區入境南韓旅客數。資料來源:Yanolja Research)

疫情後,大陸旅客結構發生明顯轉變。2019年以前的大陸團客以中高齡為主(50歲以上佔64.4%),且消費力最強,貢獻近98%團體旅遊消費;然而到2025年,高消費族群降至21.7%,年輕自由行則持續上升,從2019年的29.1%增至2025年的31.2%。由於中高齡旅客通常比年輕族群更具支付能力,其比例下降自然削弱整體觀光收入。再加上大陸經濟疲弱、可支配所得下降,即使旅客人數仍多,其海外消費力也同步下滑。

香港人多≠錢多的鏡鑑

香港的經驗更凸顯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根據《香港旅遊業概況》資料,2025年1至5月訪港旅客達2,020萬人次,其中大陸旅客佔75%。雖然過夜旅客平均消費為5,500港元,但大陸旅客僅為5,100港元,官方未提供非大陸旅客的消費數據。

而香港統計處2024年的數據(見表3)更顯示:非大陸旅客人均消費可達6,600港元,消費力明顯高於陸客。2023至2024年間,大陸旅客佔比雖始終超過七成,但其人均消費普遍落後於台灣、日本、韓國、南亞與東南亞等多數市場(部份地區甚至高出數千港元)。

(表3:2023~2024年訪港遊客人數與消費數據。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表3:2023~2024年訪港遊客人數與消費數據。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中共的觀光陷阱

南韓與香港的數據已證明,兩地雖有大量大陸遊客造訪,甚至佔比高逾七成,但人均消費卻普遍低於其它國家旅客,觀光收入更未因大陸遊客的增長而同步提升。這也為其他高度依賴大陸市場的地區提供重要的借鏡。

更值得警惕的是,旅客量本身可被政治化。一旦中共有意收緊旅遊政策,旅客減少壓縮商家營業額,導致業者向政府施壓,要求「恢復旅客」。輿論被操縱後就會形成政策壓力,讓目的地落入中共設定的節奏。2019年台灣面臨的旅遊封殺造成仰賴觀光生意的旅行業與相關行業產生倒閉危機,2017年的限韓令造成南韓免稅商店人潮銳減,營業額急速下滑,就是典型案例。

然而,南韓擁有景福宮、北村韓屋村等深具特色的文化資產,未來的策略應著重於提升文化內容與體驗品質,吸引更具消費能力的高端旅客。惟有強化自身觀光價值,南韓在面對中共的旅遊施壓時,才更有底氣說「不」。惟有強化自身科技與產業優勢,並建立清晰戰略,才能避免在短期收益中迷失。

至於部份大陸旅客的不文明行為,其根源多與長期在共產統治下的威權教育及社會環境有關,並非個體本質問題。若香港的下一代也在相似框架下成長,未來同樣可能出現相同情況。對於不文明行為,可以理解其成因,但責任應回到形塑這些行為的中共制度本身,如此才能真正看清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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