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逐漸才意識到自己在關鍵供應鏈上對中共依賴性較高的，這一認知的到來其實相當緩慢。
自從1970年代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1913—1994年）在時任國務卿基辛格（1923—2023年）的「中國大戰略」（grand China strategy）或「開放中國」（opening China）戰略下推動中美關係「開放」以來的數十年間，中共政權已經在全球製造、加工和出口領域崛起，成為主導力量。中國掌握了大量必需的原材料、中間零組件、基礎構件，以及專門的化學品和配料，這些都是供應鏈早期環節所需，用來生產各種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至關重要的最終產品。
對中共政權而言最重要的是，華盛頓和北京於1979年簽署了一項雙邊貿易協定，該協定給予對方互惠的「最惠國」（most-favored-nation，簡稱MFN）地位，使中國能夠直接進入美國市場，並享受優惠貿易待遇，包括降低關稅和取消進口配額等。
對北京而言，更重要的是，隨著2000年《美中關係法》（U.S.–China Relations Act）的通過，中美之間建立了「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與此同時，中國於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世貿/WTO）。
正如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知名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所指出的，「從2001年到2021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價值增長了四倍，達到5,000億美元。2021年，美國對華出口也創下歷史新高。」因此，據官方和專家消息來源稱，從2000年到2018年，來自中國的進口額佔美國進口總額的比例從15%增長到21.5%。相應地，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從2000年的830億美元增長到2024年的2,950億美元。
此外，根據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簡稱EPI）2018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這些美國政策的直接影響是，美國的製造業外判到中國，導致2001年至2018年間美國損失了約370萬個工作崗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與中國有業務往來的美國公司數量從2000年的約3,000家，增長到2018年的超過30,000家！這些估計數據來自EPI對外判的分析以及美國經濟分析局對同期美國在華投資的估計。
這種外判現象完全在意料之中，也是所謂美國自由貿易政策留下的可恥遺產，因為美國公司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來增加利潤。具體而言，2000年中國平均時薪為0.60美元，到2024年仍僅微幅上漲至6美元；相較之下，美國2000年的平均時薪為15美元，到2024年已攀升至28美元。
在這些規模龐大的經濟轉型進行的同時，中共也啟動了一場行動，意在控制對美國乃至世界至關重要的供應鏈的行動。北京深知，關鍵供應鏈一旦中斷，將為中共在未來的國際爭端中帶來巨大的籌碼。而暢通無阻的供應鏈對於維持美國的軍事戰備、經濟韌性和技術優勢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國際危機或衝突期間。
過去五十多年來，美國對華自由貿易政策使美國容易受到具有中國特色的供應鏈中斷的影響。
本文就讓我們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供應鏈
供應鏈（supply chains）的概念貫穿人類歷史。例如，古羅馬軍隊的「後勤保障」（logistics）、英國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理念、被譽為美國「汽車之王」的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年）通過「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革新汽車行業，以及美國陸軍在二戰期間將「後勤保障」發展成為一門戰略學科。1982年，英國物流專家和商業顧問基思‧奧利弗（Keith Oliver）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採訪時，提出了「供應鏈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一詞。
供應鏈是指從原材料到最終消費者，涉及採購、製造和交付產品或服務的整個生產流程、人員、資源、物流、運輸資產和技術的網絡。
幾乎所有商品都有供應鏈，包括汽車、食品、藥品、咖啡、石油和天然氣以及醫療器械等。
美國的關鍵供應鏈依賴中國
美國的以下關鍵供應鏈均依賴於從中國採購，它們的中斷將給美國帶來嚴重問題。
2010年9月5日，江蘇省連雲港市的一個港口，一名男子駕駛裝載機搬運含有稀土礦物的土壤，準備裝船。（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供應鏈1：稀土元素和關鍵礦物
稀土元素（rare-earth elements）是元素周期表中17種化學性質相似的金屬元素，雖然分布廣泛，但其含量通常很低，難以開採和提取。稀土元素對多種技術至關重要，例如磁鐵、催化轉化器、相機鏡頭、汽車電池和電視屏幕等。
目前中國控制著全球70%以上的稀土產量，以及60%以上的其它對現代製造工藝至關重要的關鍵礦物產量，例如：鎵（gallium）、銻（antimony）、螢石（fluorspar）、鈦（titanium）、釩（vanadium）、銦（indium）、碲（tellurium）、石墨（graphite）、鉍（bismuth）、鎢（tungsten）和鎂（magnesium）等。
由於這些供應鏈是中共與美國貿易和技術戰中地緣政治籌碼的關鍵點，僅自2022年以來，北京每年就投資138億美元用於地質勘探，自2000年以來，還通過至少26家國有金融機構向稀土和關鍵礦物（尤其是在非洲）提供了570億美元的貸款，用於開採和加工稀土和關鍵礦物。
供應鏈2：鋰離子電池和電動汽車部件
由於中國在過去15年進行了大量投資，中國現在生產了全球80%以上的太陽能電池板、60%以上的電動汽車，以及75%以上的鋰離子電池和電池芯。
美國目前約73%的鋰離子電池從中國進口。2025年上半年，在中國生產的電網級電池將佔美國進口總量的65%。供應中斷可能導致Tesla和通用汽車等美國電動汽車工廠停產，風能和太陽能項目延期，以及智能手機、手提電腦和其它科技產品的價格上漲。
供應鏈3：半導體和電子元件
半導體和電子元件用於製造各種基於資訊科技的終端設備，包括衛星、無人機、智能手機、手提電腦、工業機械人、軍事武器系統、數碼相機、5G和其它電訊基礎設施組件。
中國目前控制著美國40%至60%的半導體和電子元件供應，以及22%的出口到美國的消費電子產品。這些供應鏈的中斷將對美國數據中心、雲端運算、美國軍用導彈和武器系統（以及整個美國國防電子產業）、工業自動化系統、空中交通管制系統、衛星通訊系統等諸多領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供應鏈4：藥品和活性藥物成份
藥物是用於診斷、治療或預防疾病，以及恢復、糾正或改變機體功能的物質。活性藥物成份（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簡稱API）是藥物中具有生物活性並發揮治療作用的成份，如能夠產生特定藥物預期藥理作用的化學物質。
關鍵起始原料（key starting material，簡稱KSM）是用於活性藥物成份（API）的關鍵成份，它直接影響藥物的結構、質量和合規性。目前，中國控制著全球80%的關鍵起始原料（KSM）產量和33%的活性藥物成份（API）產能。
這條供應鏈的中斷可能導致基本通用藥品短缺、藥品價格上漲，以及藥品生產中潛在的質量和安全問題。可能受到不利影響的具體藥物類別包括青黴素（penicillin，也直譯為盤尼西林）和阿莫西林（amoxicillin，即抗生素/ antibiotics）、阿托伐他汀（atorvastatin，用於降低膽固醇/ cholesterol）、二甲雙胍（metformin，用於治療2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對乙醯氨基酚（acetaminophen）和布洛芬（ibuprofen，即止痛藥），以及順鉑（cisplatin）等化療藥物。
另外，中國在許多其它供應鏈方面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包括電訊設備、消費電子產品、紡織服裝、機械和機械設備/工具、太陽能電池板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等領域。
美國採取行動
2017年7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第13806號行政命令《評估和加強美國製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及供應鏈韌性》（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這是美國首個為削弱中共對關鍵供應鏈控制而採取的重大政策行動。該行政命令指出，「具有韌性的供應鏈」（resilient supply chains）「對美國經濟實力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該命令還指出，自2000年以來，美國已有超過6萬家工廠被中共收購。
2017年11月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共黨魁習近平（圖中未顯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商界領袖會面。（Thomas Peter-Pool/Getty Images）
這項行政命令引起了美國決策者對於供應鏈問題的「關注」，隨後還採取了其它更具體的行動，包括爭取兩黨支持立法，以逐步糾正對被中共主導的供應鏈的依賴性問題。
早在2012年，美國情報界（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已經認定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和其它中共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例如，華為設備可能包含難以察覺的後門，使中共能夠監視或破壞美國網絡。此外，中共2017年《國家情報法》（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都有義務「支持、協助、配合」國家情報活動。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達成共識，通過了2019財年《約翰‧麥凱恩國防授權法案》（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簡稱NDAA）（公法115-232），該法案禁止從五家中共公司採購或使用某些電訊和影片監控設備或服務。
受日益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中共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在華經營的美國公司被迫進行技術轉讓以及中共不公平貿易行為（如國家補貼和限制美國公司在華市場准入等）的刺激，特朗普政府率先嘗試調整與中共政權的貿易政策。
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內，中美兩國達成了一項貿易協議。在此期間，美國公眾開始意識到美國對中國藥品，特別是原料藥的依賴。由於北京未能履行其在「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承諾的購買約定數量的美國農產品和能源產品等，最終該協議的主要結果是美國對中國的關鍵出口商品加徵關稅。
美國政策的這種轉變延續到了拜登政府，並於2022年通過了《晶片法案》（CHIPS Act）。該法案是一項大規模的兩黨合作產業政策舉措，旨在通過稅收優惠和其它措施，減少並最終消除美國對中國半導體供應鏈的依賴，從而重建美國晶片製造的主導地位。
迄今為止，這個領域的投資包括《晶片法案》帶來的超過4,000億美元的私人資本投資承諾，其中包括台積電（TSMC）為亞利桑那州製造工廠投資650億美元；Intel為多個州的類似工廠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三星（Samsung）在德薩斯州投資450億美元；以及美光（Micron）在紐約投資1,000億美元。
結語
在應對中共對關鍵供應鏈的主導地位方面，美國採取行動的勢頭依然強勁。
結論1：產業回流（Reshoring）
這是指將製造業和服務業從海外遷回美國的做法。在2022年《晶片法案》（CHIPS Act）和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內對等關稅政策的刺激下，包括蘋果（Apple）、Intel、輝達（NVIDIA）、通用電氣（GE）、通用汽車（GM）、美光（Micron）和洛歇馬丁（Lockheed Martin）在內的多間公司正在將製造業務遷回美國。據專注製造業回歸美國的非牟利組織「回流倡議」（Reshoring Initiative）統計，此類項目超過200個。
結論2：近岸外判（Nearshoring）
受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政策的刺激，這是一種供應鏈戰略，即公司將業務營運（如製造、組裝、採購或服務等）從遙遠的離岸地點（特別是中國）轉移到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
近岸外判的優勢在於可以降低成本，更便捷地與生產商/集成商合作，以及減少對中共勢力的依賴。因此，墨西哥在2023年超越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隨著美國汽車行業的承諾，預計到2026年，墨西哥的近岸外判業務將增長20%至30%。
結論3：友岸外判（Friendshoring）
在友岸外判的供應鏈戰略之下，企業將製造、採購和生產環節從中國轉移到地緣政治盟友和/或擁有相似政治、經濟和民主價值觀的國家，以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特朗普政府積極尋求與包括越南、印度、韓國、日本、台灣和澳洲（後者涉及稀土元素和礦物的生產）在內的多個國家進行對等關稅和貿易談判。
那麼，這些政策對中共來說有哪些不利因素？中共對美國的出口將會減少，供應鏈變得不穩定，中國經濟將整體放緩，面臨發生社會動亂的風險。
美國從這些政策中獲得了哪些優勢？美國將會減少對中共的依賴，增加關稅收入，加強聯盟關係，並降低中共在製造業的主導地位。#
作者簡介：
斯圖‧克沃爾克（Stu Cvrk），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位於馬利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The Chinese Supply Chain Conundru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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