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經驗豐富的金融老手們經常建議客戶「追隨聰明的資金」（follow the smart money）。他們的言下之意就是，在投資方面人們要追隨富人，而富人之所以能成為富人，大概是因為他們聰明，或者至少是聽進了很好的建議。
目前，中國的這些精明的投資者正在告訴自己，也告訴北京，他們正在對這個國家的經濟失去信心。這種信心的缺乏本身就阻礙了北京的經濟復甦。
這種不利於生產的態度在方方面面都能找到證據。例如，中共國家統計局的報告顯示，5月份（這是有數據可查的最近一個時期）中國消費者信心指數（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簡稱CCI）為88，比2022年11月的低點85略高一些，當時中國社會仍在北京「新冠清零」（zero-COVID）措施的封鎖和隔離措施下苦苦掙扎。
總部位於紐約的國際諮詢公司奧緯諮詢（Oliver Wyman）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更為尖銳。該調查以2,000個年收入至少為36萬元人民幣（約合50,160美元）的中國家庭為樣本，發現足足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中國經濟前景持非常悲觀的態度。儘管這個數字意味著大約四分之三的受訪者不那麼悲觀，但是負面情緒的比例仍然很大，因為這個結果比2022年10月新冠清零封鎖最嚴重時期的調查結果還要差一些。當被問及對未來五年經濟前景的看法時，今年的受訪者甚至比2022年還要悲觀。
這項調查中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發現就是，富裕的中國青年，也就是18至24歲年齡段的城市富裕居民，是所有受訪者中最悲觀的群體。這群年輕人在解釋他們的悲觀情緒的原因時，大部份都強調了「機會不平等」（unequal opportunity）。
與美國社會執著追求不同身份群體之間的平等不同，在中共治下，這種不平等指的是對不同年齡群體的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題近年來已從幾年前的公眾第六大關注點上升至第一位。這種情況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中國青年的失業率徘徊在百分之十幾的區間，相比之下，中國社會整體勞動力的失業率約為5%。
毫無疑問，這種普遍的悲觀情緒對北京的規劃者來說並非好消息。由於中國對西方發達國家和日本的出口面臨限制，而美國正在威脅徵收關稅，這可能會進一步限制中國商品的出口，北京當局迫切需要刺激內需，尤其是消費性支出。
然而，這項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尤其是有經濟能力的年輕人，仍然對未來持謹慎態度，因此會減少消費。在很大程度上，這種相對悲觀的情緒解釋了以下幾個問題：為甚麼中共當局在過去12到18個月裏極力刺激消費，但卻以基本失敗告終？為甚麼截至6月份的最新零售額數據顯示，年增長率仍然低於5%？以及為甚麼這些問題令中共政權推動中國經濟重回正軌的任務變得越發緊迫。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紐約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簡稱SUNY）布法羅分校人力資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亦是總部位於紐約的知名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入職Vested之前，他曾擔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和經濟學家。他還經常為總部位於紐約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寫文章，並定期為《福布斯》（Forbes）撰寫網誌。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將到來的三十年：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2014）。
原文：Wealthy Chinese Pessimistic About the Fu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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