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閉幕的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十五五）規劃的建議。中國經濟又站在了一個岔路口，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習近平在韓國會晤，討論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多個領域的重大衝突，而在中國國內的問題更加突出，中共政府仍在高喊擴大內需、提振消費，但是，當民眾擔心房地產危機和高企的青年失業率時，如何讓他們少存錢、多花錢？

因此，「十五五」規劃就必須為經濟尋找一個出路。其實，中共也是為自己找個突破口，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塗脂抹粉。每次中國經濟發生重大問題時，中共都會提出改革，例如，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中共政策無奈的轉向「改革開放」。

對比「十四五」規劃，本次中共四中全會的公報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表述已經消失，證實經過十年的「改革」，已經事實性的失敗。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退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由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2015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內容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又稱「三去一降一補」，以及降低賦稅，關閉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工廠，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的信貸和補貼。而在此前2015年10月，時任中央財經辦公室主任劉鶴在廣東調研時已提出類似概念，提出要重視「供給側調整」，化解過剩產能。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中共政府推動「四萬億」投資計劃，經過幾年的海量資金刺激，導致相關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例如，中國鋼鐵產量已達日本、印度、美國和俄羅斯總產量的兩倍以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

在2020年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再次明確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重要表述，成為「十四五」時期的政策基調。

然而到了2025年十月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中，已不再出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術語。公報轉而強調「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科技自立自強」等話題。

去產能、去庫存越去越多

更嚴峻的是在市場與數據層面，產能過剩並未好轉，反而在若干關鍵行業加劇。以鋼鐵為例，中共官媒10月14日引述世界鋼鐵協會報告報道，預計2025年中國鋼鐵需求將繼續下降，降幅約為2.0%。與此同時，鋼鐵過剩產能數量驚人，中國鋼鐵企業在國內需求疲弱下通過出口尋求出路。據中國海關總署10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1至9月，中國累計出口8795.5萬噸，年增9.2%，這導致國際市場壓力上升並觸發各國保護性反應。並且，鋼鐵出口量不斷擴大之際，中國鋼鐵業卻持續處於微利狀態。

舊的行業產能越去越多，新的行業產能也過剩。光伏（太陽能）、動力電池和電動汽車的「新三樣」出現了同樣的問題，也引起國際關注。

以光伏產業為例，出現了「內卷」情況。根據中國光伏上市企業公布的2025年上半年財報，都有類似「企業盈利承壓，產業鏈整體仍處於普遍虧損狀態」的表述。

除了虧損，生產的綠色能源也未能完全使用。根據中國新能源消納監測預警中心8月4日發布的數據，可以計算出2025年上半年棄風棄光率：全國太陽能整體棄電率升至6.6%，整體的風電棄電率達5.7%。這兩個數字相比2024年同期幾乎翻倍。棄風棄光是指風力發電和光伏發電產生的電力無法被電網接入和消納，從而被浪費的現象。

面臨此種情景，中共官方反「內卷」，除了將整治「內卷式」競爭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也在今年7月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明確要求，聲稱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

「改革」失敗的根源

一般的分析認為，去產能無效原因包括：內需對鋼、水泥、部份重化工等行業的拉動顯著減弱。去產能在地方執行過程中面臨稅收、就業與地方GDP目標的現實阻力。許多地方政府採取「以關代停」「產能置換」等方式，未能從根本上壓縮有效產能。

這實際上是對中共這個極權體制的本質認知不夠，從而造成只看到表面的原因。

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核算主要採用「生產法」（又稱增加值法），即以各產業在生產環節中創造的增加值為核心計算。這意味著只要產品被「生產出來」，無論最終是否銷售、是否滯銷或閑置，理論上都會被計入GDP。

因此，一旦中共政府為追求增長目標而推動「形象工程」或重複建設，GDP數據依然會上升，看似繁榮，實則效率低下。現實中，大量鋼鐵、水泥、光伏、電動汽車等領域的「過度生產」，正是這種統計邏輯的產物：經濟賬好看了，財政壓力更重了，資源浪費卻在擴大。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為何失敗的原因。

GDP數字靚麗的同時，則是各級政府的財政「錢袋子」充盈。中共的稅收制度已經註定了社會的經濟架構，中國並不是由需求端引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是由供給端引導的生產型社會。以增值稅為例，這個稅每流轉一次就會繼續加上一層稅。

增值稅是最主要的稅種之一，增值稅的收入佔中共財政全部稅收收入的30%以上，是最大的一個稅種，由中共國家稅務局負責徵收。2012年1月1日起，原先由地方政府100%收取、最大稅收來源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首先由上海市進行試點，此後逐步擴大試點範圍。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實施，增值稅收入中50%為中央財政收入，50%為地方財政收入。進口環節的增值稅由海關總署負責徵收，收入全部歸為中央財政。

2026年1月1日起，《增值稅法》開始實施，中共給自己徵稅建立了「法律」依據。

從商品原材料到終端，商品產出的過程，增值稅都會從各個企業以及各個環節上徵收一次。每一次的收取都有抵扣，當產品完全生產出來，不管最終這個產品能不能被銷售掉，中共政府都已經從這件商品每個流轉環節提前收了稅。而被收的稅也已經被企業算作商品生產的成本，加入到了產品的出廠價等。

商品售出後，這個稅最後再由消費者來買單，所以中國商品的銷售情況對於中共來說並不是很重要，中共稅收部門的重心只是留在了供給端，而非需求端。

與中國不同的是，許多國家只是收取市場中的消費稅。在西方一些國家，假如一個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在市場上賣掉，那麼這個商品對國家來說就是沒有稅收，因為產品只有銷售後，國家才有稅收，這也就致使了他們的政府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刺激市場的消費。

而中共卻覺得它的這些手段，可以有效的增加稅收。在這種政策的作用下，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最終自然不可避免的發生。同時，消費疲弱的狀況也會發生。只有一個市場消費為主導的國家才能從技術上解決產能過剩、經濟通貨緊縮的問題。如果根本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在下一個周期仍將面臨產能過剩與結構性失衡帶來的連鎖風險，這也是中共所謂的「改革」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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