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十二》）
【註釋】
放：音仿，fǎng，釋為依據。或釋為縱，謂縱心於利也，亦通。
多怨：此怨字亦可有兩解。一、人之怨已，舊解都主此。唯《論語》教人，多從自己一面說。若專在利害上計算，我心對外將不免多所怨。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行事能依仁道，則不論利害得失，己心皆可無怨。此怨字，當指已心對外言。（錢穆）
【討論】
本篇始講「仁」，由「仁」而講「道」，由「道」而講「義」，本章卻講到了「利」。「放於利而行，多怨。」大多翻譯為「一個人如果依據個人利益而行動，那一定會招致很多的怨恨。」錢穆從另一角度翻譯道：「一切依照著利的目的來行事，自己心上便易多生怨恨。」這兩種理解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事實上，一個人如果固執於利，則不僅自己患得患失，也會招來別人的怨恨。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理解就更全面了。
儒家非常講究「義利之辨」，教育人要見利思義，不要見利忘義。這不僅是對個人修養的規範，也是對國家施政的要求（不與民爭利）。現在，政府與民爭利的事太多了，本文就後者多說幾句。
中國上古時代傳說有「井田制」。在井田制中，9/10是私田，平均分配給農民，除不能買賣外，農民對私田的耕作經營完全是獨立自主的，而且不用交稅；剩餘的1/10是公田，由農民集體耕作，收成全部上交給公家。公田的收成實際就是一種很委婉的稅收，稅率相當於1/10。對此，有人這麼解說：反映上古時代政府對農民的充份尊重。因為這樣一來，包括天子在內的公侯貴族們，他們的收入完全來自稅收，他們直接經營農業以及其它任何產業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勒令他們「不與民爭業」。於是乎，「不與民爭利」就成為上古中國的一條基本的政治準則。
在這個背景下，就容易理解儒家經典《大學》中所記載的孟獻子的這段話了：「擁有一車四馬的人，不應計較一雞一豬的財物；夏天有冰用的卿大夫家不飼養牛羊；擁有馬車百輛的人家，不豢養收斂財富的家臣。與其有聚斂民財的家臣，還不如有盜賊式的家臣。」這是說，國家不應把財物當做利益，而應把仁義作為利益。掌管國家大事的人只致力於財富的聚斂，這一定是來自小人的主張。假如認為這種做法是好的，小人被用來為國家服務，那麼災害就會一起來到，縱使有賢臣，也無濟於事啊！
而司馬遷的《史記‧循吏列傳》，也記載了春秋時期魯國公儀休的如下事跡。公儀休本是博士，才學優異，做到了魯國的宰相。他遵奉法度，不改變規則制度，使百官能自覺遵守，品行自然端正。他曾做表率，要求吃公家飯的為官者不得與老百姓爭利益，做大官的更不許佔小便宜。一天，公儀休在家吃到自家種的爽口蔬菜，二話不說，放下碗筷，就去自家菜園，把冬葵菜全部拔下扔掉了，要求家人今後一律拿錢到市場上老百姓的菜籃子裏去買菜吃。他發現自己家裏織的布非常好，立刻把妻子逐出了家門，還燒燬了織布機，十分生氣地說：「難道你們是要讓農民和織婦都沒有地方去賣掉他們生產的貨物嗎？」意思是，食官家俸祿的人，不要去搶老百姓的飯碗，從百姓的手中買吃的穿的，這樣社會財富才公平。自此，「拔葵去織」便成為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
孟獻子之言和公儀休之行，使我們對「放於利而行」有了更多的警覺。
主要參考資料
《論語註疏》（十三經註疏標點本，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四書直解》（張居正，九州出版社）
《論語正義》（清 劉寶楠著）
《論語新解》（錢穆著，三聯書店）
《論語譯注》（楊伯峻著，中華書局）
《論語今注今譯》（毛子水注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論語三百講》（傅佩榮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論語譯注》（金良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論語本解（修訂版）》（孫欽善著，三聯書店
「不與民爭利」實為「不與民爭業」，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石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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