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車工業百年歷史中，平治是無可爭議的王者。三叉星徽標誌著奢華、工程卓越與身份象徵。從1930年代的經典車型到如今的S級旗艦，平治憑藉燃油車領域的深厚積澱，征服了全球精英階層。
然而，這家百年企業如今卻深陷泥沼：2025年上半年，全球營收663.77億歐元，同比下滑8.6%；稅後淨利潤僅26.88億歐元，同比暴跌55.8%；二季度淨利潤更是同比下滑69%。 這一組冰冷數字，不僅是財務報表的警鐘，更是平治在電動化浪潮中戰略迷失的寫照。
今年上半年，平治在中國市場銷量29.32萬輛，同比下降14%，二季度跌幅高達19%；在美國市場銷量14.2萬輛，下降6%。 曾經貢獻全球銷量三分之一的中國，如今成了業績「重災區」；而美國作為其高端車型需求穩健的市場，卻因關稅壁壘雪上加霜。
平治的危機並非孤例，而是傳統豪華車企集體困境的縮影。歐盟碳排法規的嚴苛壓力、中共政府巨額補貼下的本土新能源車（EV）崛起、全球化退潮與地緣政治風險共同交織，將平治推向困境。這場危機根源在於平治戰略失誤：固守燃油車優勢，在電動化轉型中搖擺不定；面對中共補貼壁壘與特朗普關稅戰，缺乏迅速決斷。
財務頹勢：中美市場雙重下挫
平治2025年上半年財報如一記重錘，打碎了其昔日光環。全球核心市場全面下滑，歐洲、北美和亞太銷量分別下降3%、6%和11%。 財報發布當天，平治股價暴跌3.42%，總市值跌破500億歐元，較2021年巔峰時的900億歐元縮水近一半。
投資者擔憂的焦點在於其電動化轉型戰略受挫嚴重：2025年上半年，平治的純電動車型全球銷量僅8.73萬輛，同比下滑14%；二季度更銳減18%至4.19萬輛。 這一數據遠遜於比亞迪仰望，該品牌上半年銷量超5萬輛，同比增長32%。
不難發現，平治在中美兩大單一市場下滑尤為明顯。作為平治最大單一市場，中國市場今年上半年銷量僅29.32萬輛，同比下降14%，二季度跌幅更擴大至19%，遠超行業平均水平。就在五年前，中國市場貢獻佔平治全球銷量三分之一，是利潤「壓艙石」。如今，卻成為業績下滑重災區。
終端市場萎縮尤其明顯，中國超80家4S店終止授權，涉及北京、上海、杭州等23個主要城市。上海浦東一家展廳僅剩三輛展車，銷售人員比顧客還多，招聘啟事被「店面轉讓」告示覆蓋。
美國市場同樣承壓。高端車型需求雖穩健，但電動車需求放緩，經銷商庫存高企。 阿拉巴馬州塔斯卡盧薩工廠生產GLC、GLE等熱門SUV，但依賴歐洲進口零部件。平治大幅下修2025年全年財務預測，將汽車部門調整後銷售利潤率從6%-8%下調至4%-6%。
這一調整，直接源於中美兩大市場的雙重夾擊：中國本土EV補貼壁壘與美國特朗普關稅戰。中共政府補貼讓本土品牌如比亞迪以低價蠶食市場；而美國關稅則抬高進口成本，迫使平治被動本土化，增加巨額投入。雙重壓力下，平治的盈利模式遭受嚴重挑戰。
價格戰是平治自救的無奈之舉。自2024年起，平治啟動大規模降價：S級降12萬元（人民幣，下同），E級優惠15萬元，EQ系列部份車型降超20萬元。 GLC最低價27.28-37.63萬元，優惠15.5萬元；C級19.68-24.26萬元，優惠14.3萬元；純電EQB、EQA、EQE SUV報價接近「腰斬」。
然而，這一「飲鴆止渴」的策略適得其反。終端價格體系混亂，品牌溢價折損；消費者形成「買漲不買跌」心理；剛提車就貶值，老車主投訴激增。2025年1-7月，四款純電車型累計銷量僅5,367輛，佔中國市場不足2%。
降價不但未能挽救銷量，反而加速經銷商網絡收縮。平治計劃今明兩年內合併低效門店， 隨著4S店關閉，銷售人員收入銳減，車主維權無門（如保養服務無法兌現）。而服務質量的下滑，又使平治的品牌形象遭受進一步損害。
電動化轉型困局：「油改電」戰略受挫
平治深陷危機的核心，是由於其電動化戰略全面受挫。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產品落後。平治純電動車全球銷量低，與比亞迪相比，差距拉大。 主力電動車型EQE SUV上半年銷量僅1,560輛，同比暴跌78.69%，6月單月銷量低至219輛。 「油改電」大G截至到今年4月份，全球僅賣1,450台，中國市場58台，月均銷量不足10台。
第二、產品與技術短板：平治EQ系列多為燃油車平台改裝，非純電架構。續航虛標（EQE官方稱613公里，實際約350公里）、操控性差、智能化落後（車機卡頓、輔助駕駛簡陋）。 2025年6月，全國導航癱瘓事件引發用戶強烈不滿。
第三、定價失策加劇矛盾。平治EQE售價48.6-63萬元，遠超TeslaModel Y（26萬-36萬元），甚至高於同級別燃油版車，性價比極低。 高定價策略與產品力不足形成矛盾，消費者用腳投票，更傾向選擇技術成熟的品牌。
第四、戰略搖擺是致命傷。2021年，平治高調推出獨立電動品牌EQ，試圖仿傚Tesla。但在2025年初，卻宣布EQ回歸主流產品線，此舉標誌其獨立電動戰略的失敗。
這一U型反轉，暴露平治對電動化的猶豫：傳統燃油優勢不在，電動產品卻未能接棒。面對Tesla原生電動與比亞迪垂直整合，平治在戰略上的搖擺導致其被進一步邊緣化、市場頹勢加劇。
外部風暴：中共補貼壁壘與特朗普關稅戰「雙殺」
平治在電動化上的困局，同樣離不開外部因素影響，中國補貼+美國關稅，形成「雙殺」：前者摧毀定價，後者抬高成本。
首先，是中共政府扶持下的不公平競爭。中共政府推行產業扶持政策，通過巨額補貼、減稅以及研發資金大力扶持本土新能源汽車（NEV）企業。這種不公平競爭，令本土品牌（如比亞迪、理想）獲得政策紅利，而外資企業如平治則需自負盈虧，導致價格戰和市場份額雙重損失。
中共通過「雙碳目標」（2060年碳中和）和「中國製造2025」計劃，提供數百億美元補貼。例如，2025年，新能源汽車補貼總額超1,000億元，包括購車補貼（每輛最高2萬元）、電池研發資金和出口退稅。比亞迪等企業獲減稅優惠，生產成本降低20-30%。相比之下，平治的EQ系列電動車卻無此支持，需自行承擔高昂的電池和晶片成本。
其次，產能過剩加劇內卷。2024年，中國汽車產業產能約3,000萬輛，但銷量只有2,000多萬輛。過剩產能推動車企持續降價，形成「達爾文式內卷」競爭（平治行政總裁Källenius語）。政府雖呼籲停止「內卷」，但車企變相通過贈品、免息貸款等手段降價，價格戰最終波及豪車市場。
2025年上半年，中國豪華車市場總銷量為160萬輛，同比下滑5.7%；BBA（平治、寶馬、Audi）銷量全面下滑，其中，寶馬降15.5%、Audi10.2%。豪華車市場新能源滲透率達60.8%，傳統品牌在電動化領域普遍落後，部份車企甚至考慮延長燃油車生產。
最後，是特朗普關稅戰的衝擊。平治面臨關稅政策的影響，美國與歐盟近期達成的新汽車關稅協議，或將對其定價、出口銷量與成本結構造成重大打擊。雖然新協議將對美輸出關稅從27.5%降至15%，但仍遠高於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前2.5%的水準。
平治貨車Daimler Truck通過在墨西哥建廠規避部份關稅，但乘用車部門難以複製此策略，導致整體營運壓力增大。平治表示，「下一階段績效計劃」包括減少10%生產成本、裁員、將部份生產移往低成本國家，以應對地緣政治與貿易環境變化。
行業背景：傳統豪華車企的集體困境
平治困境是傳統豪華車陣營縮影。
第一、歐盟碳排法規壓力巨大。為實現2050年碳中和目標，歐盟要求2030年前新車碳排放較2021年減少55%，2035年起全面禁售燃油車，強制新車實現零碳排。由於法規過於嚴苛，車企需投入數十億歐元建設電動車生產線，但政府取消購車補貼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增加轉型難度。
第二、不平等競爭。中共政府通過補貼、減稅、研發資金大力扶持本土車企，比亞迪、理想、蔚來等快速崛起。中國電動車滲透率已超60%，理想L系列銷量突破12萬輛，鴻蒙智行問界M9月銷超8,000輛，蔚來、小鵬等30萬元以上車型佔據豪華市場18%份額。
第三、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全球化趨勢逆轉，迫使車企在當地設廠、開發市場專屬產品，增加營運成本，調整盈利模式。另一家老牌德國車企寶馬近期公布的業績顯示，公司第二季度利潤同比暴跌三分之一，利潤率僅為5.4%，比去年同期減少了3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美國關稅政策。
寶馬在墨西哥為美國市場生產3系汽車，但美國對從墨西哥進口的汽車加徵27.5%關稅，對鋼、鋁產品加徵50%關稅對寶馬造成影響。此外，寶馬在中國工廠生產電動Mini，返銷歐盟市場時面臨歐盟針對中國產電動汽車的懲罰性關稅。寶馬預計，各種關稅額外負擔將讓公司全年利潤率降低1.25個百分點。
第四、消費者需求變化。中國消費者對豪華車的關注點從品牌轉向續航、智能化與服務體驗。麥肯錫報告顯示，76%消費者對城市自動駕駛感興趣，51%更傾向一次性購買選裝包。若傳統豪華品牌能在智能化與電動化上追趕本土品牌，63%高端新能源車主表示願意考慮購買。
自救之路：多重調整措施
面對危局，平治啟動多重調整措施，壓縮低周轉、低溢價車系，集中資源投入，用更快的產品節奏替代純價格競爭。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產品矩陣優化。平治計劃停產A級車系，縮減緊湊型產品至四款，集中資源發展高端車型。取消EQ獨立品牌，電動車型統一整合至現有主產品線，如未來電動S級直接命名為「S級純電版」。全新純電GLE基於全新純電架構，續航達866公里，支持800伏快充技術。
第二、成本控制。平治計劃到2027年削減20%固定成本，包括關閉部份燃油車生產線、削減管理層級、降低營銷費用。生產布局向成本更低的東歐、墨西哥轉移，北京工廠通過數碼化技術實現油電混線生產，提升產能效率。
第三、價格體系調整。與其被動打折，不如通過差異化配置包、訂閱服務合理化（避免對基礎功能過度收費）重建價值錨點。在中國市場，尤其需要與本土生態（例如地圖、語音、應用等）做深度綁定，提升「同價位可感知價值」。
第四、推進區域本土化。加速北美的零部件/整車本地化，弱化對跨境零部件流的依賴，以對沖關稅與匯率波動。平治計劃在阿拉巴馬州工廠增加新車型生產（如轉移關鍵車型到美國），並投資擴大產能。
此外，將中國團隊置於純電平台、座艙/智駕等核心環節的主導位置，以滿足高頻更新與本土生態適配，但這同時也面臨著全球技術棧一致性與治理權的協調難題。
結語
平治的困境折射出傳統車企在電動化、智能化浪潮中的普遍挑戰。固守燃油車優勢、用傳統思維應對變革，導致其在技術、產品和市場策略上全面落後。平治的轉型陣痛或將持續，若不能加速適應時代變化，可能在行業洗牌中進一步邊緣化。
平治的危機不僅是企業自身轉型陣痛，更是傳統豪華車陣營的縮影。西方汽車巨頭正陷入多重困境：歐盟嚴苛減排法規與、生產成本上升、中國車企不平等競爭和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全球汽車行業正經歷深刻轉型，而技術創新、本土化、投資與市場需求平衡等難題更使其轉型之路充滿挑戰 。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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