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陳學理（Steve Chan）的人生故事，是一部移民奮鬥史，也是一個關於信念、責任與常識的見證。他從失母的童年起步，在血汗工廠度過青春歲月，後來參軍成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再到紐約警局服務27年，最後走進政治舞台，2024年當選紐約州參議員第17選區代表。
他的理念既源於對美國的熱愛，也來自對社區的承諾。他坦言自己曾是民主黨人，但隨著理念分歧和治安惡化，他選擇轉向共和黨。在訪談中，他講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觀與對美國的思考。
以下為受訪者以第一人稱講述，由記者蔡溶採訪並整理。
移民家庭的起點
回顧早年的生活，我幾乎像孤兒一樣長大。三歲前母親離世，十歲時父親再婚，但我始終覺得自己不是新家庭的一部份。那時我能做的，就是把上天給我的牌打好。
幸運的是，成長過程中有許多好朋友和他們的家庭照顧我。有的是宗教家庭，有的是華人家庭，他們總是引導我走向正確的方向。
11歲那年，我隨父母從香港來到布魯克林。像許多移民孩子一樣，我在血汗工廠打工：在襯衫上釘扣子，當過蒸汽壓衣工，幫叔叔在塑膠工廠幹活，還去過薯片廠和餐館洗碗，幹的都是沒人願意做的工作。幾乎沒有真正享受過童年。
也因此，我特別提醒今天的父母和孩子，要懂得珍惜當下，享受彼此的時光。因為隨著孩子長大，他們會有更多責任、更多截止日期、更多壓力，屬於自己的時間會越來越少。我對女兒的期待不是「快速完成大學」，而是真正去學習，而不是僅僅學會如何通過考試。
面臨幫派壓力
移民初期，我和許多年輕移民一樣，面臨過融入社會的困難與幫派壓力。那時的情況比現在糟得多。幸好幼時在香港和村中孩子一起學過些拳腳功夫，知道怎麼出拳；還有幸入讀路德學校，每天上《聖經》課，從十誡中明白偷竊、嫉妒、殺人都是錯的。這些價值觀深植我心，讓我從小就懂得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
13、14歲時，我曾和黑幫少年發生過衝突。但因為有功夫底子、又受《聖經》教育，我懂得分辨是非，沒有走上歧途。後來，我選擇參軍，成為海軍陸戰隊員。人們常說「一日陸戰隊，終身陸戰隊」，意思是我們從不退縮。退伍後，我加入紐約市警局（NYPD），服務27年。
面對種族歧視
來美國後，我也遇過種族歧視，但我不認為那代表「所有人都是種族主義者」。事實上，我家能來美國，是因為一位善良的白人基督徒的幫助。
我叔叔當時在哥倫比亞一家機器工廠做技工，與辛格縫紉機公司的一位高管Kemp先生成為朋友。Kemp先生後來問他：「你想來美國工作嗎？我可以幫你安排。」要知道，那是1968年，美國社會還充滿種族偏見，但這位白人基督徒卻願意幫一個幾乎不會講英語的中國工人，把他和家人帶到美國。
我們家族在1977年移民美國，算是「第二次進入美國」——因為更早之前，我的曾祖父曾來過美國，是修鐵路的苦力，後來又回到中國。
所以根本沒有「系統性種族主義」。聽到「系統性」這個詞，我想到的是責任。我從不把自己的失敗怪在別人身上。沒錯，我遇過歧視，但也遇過很多善良的美國人。
我一直告訴女兒：不要讓種族歧視拖慢你們的腳步。因為一旦你停下來開始責怪別人，你就輸了。你要加速、超越。今天，美國亞裔已經進入金融、醫療、工程、科技、教育、政府等各個領域，靠的就是努力與堅持。
鬥志與尊重
年輕時，我有時因歧視與人爭吵，但隨著年齡和經驗的累積，我變得更堅強，也更有心理韌性。別人是不是種族主義者，那是他的問題、他的損失。他有權持有看法或偏見，但我不會讓它左右我的人生。
我能走到今天，是因為一路上有許多人給我指引、關心和幫助。也因此，我非常尊重那些長者。小時候，是他們照顧我、教我，引導我走上正確的路。父親當然也包括在內，但他並不總是對的，他的一些想法我並不認同。
從小，我心裏就有一股鬥志，不會坐在那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這份鬥志，讓我成為海軍陸戰隊員，讓我在NYPD服務27年，如今站在參議院裏，繼續為社區奮鬥。
「永不忘記」的真正意義
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中，我是第一批趕到世貿中心廢墟的救援人員之一。如今在遺址上，每一個人都說「永不忘記」。可你到底永不忘記甚麼？對我來說，我永不忘記的不是9月11日，而是9月12日。
那一天，這個國家徹底震動了，這個國家在悲傷。 但同時，這個國家空前團結。 沒有甚麼能阻擋我們，沒有甚麼能把我們分裂。無論膚色或政治立場，每個人都在互相幫助，這就是美國應有的樣子。
勤奮與回報：我對成功的理解
可24年後，甚至還不到一整代人，國家卻走向分裂，我們成了光譜的另一端。幾周前，查理柯克被槍擊，凸顯社會撕裂。
在我看來，分裂的根源在於「左派走得太遠」，被激進份子煽動，政策偏離常識。20年前我還是民主黨人，那時民主黨相對中庸，也有常識，信念良好。但後來似乎逐漸被一種對美國的輕蔑所取代。
這一切，是出於嫉妒嗎？還是另有原因？我想到《聖經》裏說「不要嫉妒」。人看到別人成功，通常有兩種心態。要麼說：「哇，恭喜你，我為你感到驕傲，真的替你高興。」而他是誠心的；另一種則是嫉妒，心中不平：「他怎麼能得到這些？」
我從小學到的價值觀是：努力工作，不嫉妒，不責怪別人。但現在這些人的行為正好相反，這就是為甚麼他們攻擊宗教。
這背後是一種意識形態，簡單說就是「我不吃肉，別人也不能吃；我沒錢，別人也不該有錢。」我常聽人說：「那個富豪要遊艇幹嘛？賣掉可以養活數十個家庭。」但他賣掉後，養了數十個家庭一年，那之後呢？事實是，富豪提供了很多工作機會，養活的人遠不止這些。我們需不需要富豪？當然需要。
就像我鄰居，他開比薩店，每天工作16小時，做了30年，一年賺40萬美元。他配得上嗎？當然配得上。他比我更努力，這叫做回報。這就是我們經濟運作的方式。
常識與信仰：教育該教甚麼
但現在有位市長候選人，販賣的是幻想。因為現實讓人失望：大學畢業後，六萬、七萬美元年薪的工作，無法實現你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生活，不能像國王一樣享受。雖然失望，但這就是現實。
這位候選人向年輕人推銷烏托邦：免費食物、免費公車、免費住房，不用付房租。那錢誰出？再向房東課稅嗎？他在兜售空想，而年輕人卻在追隨，這才讓人難過。
我們需要下一代明白，負責任地做事才有意義，不要沉迷於那些早就被證明失敗的意識形態。歷史一再證明，社會主義只會帶來貧困和懶惰。誰還願意努力工作？如果我工作17個小時，卻跟不工作的人拿一樣的錢，那還有甚麼意義？
你可以問問我們這些從共產中國、俄羅斯、東歐、委內瑞拉來的人，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苦。但年輕一代不知道。他們仇視美國，這讓我很難過。我們花了很多年建立這個偉大的國家，我很自豪能參與其中。我為美國而戰，也想守護我所愛的美國。
美國不是關於「免費的東西」和社會主義，而是靠自己努力。我不喜歡那些甚麼都想免費拿的人。
在教育方面，我們應該讓孩子獨立思考，而不是政治洗腦。我記得小時候，老師從不把自己的政治觀點強加於我。現在孩子上學，卻常常聽到「特朗普壞、特朗普壞」，幾乎天天都在講。為甚麼要這樣對待孩子？讓他們自己思考、觀察，並擁有自己的批判性思維，這樣他們才能知道如何為自己思考。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別人，是錯的。所以常識必須勝出。
免費的代價：誰來買單？
現在的政客好像在比賽誰更「左」、誰能送出更多免費東西、替更多罪犯開脫、庇護更多非法移民。
大約15年前，我看清了這個方向，所以轉向共和黨。我不想再付更多房產稅，結果錢沒有回饋到市民身上，反被拿去補助「海洛英診所」，幫人吸毒付錢。這完全不對。
更糟的是，黨內有些人開始走極端，推動脫離現實的政策。2018年後，民主黨掌控州參議院，推出「保釋改革」，結果是街頭犯罪上升，社區治安惡化。這是我無法接受的。
這就是我轉向共和黨的原因。我相信財政責任、守法精神和家庭價值，這才是讓美國持續強大的根基。
我不喜歡強調自己是「貧窮的移民」來博取同情。因為我們這一代和前一代都一樣，靠努力建立了美國夢。我們在這裏努力工作，養家餬口，做個好人。這沒有錯。為甚麼要被攻擊？為甚麼我們的財產要被拿走分給別人？
當人們不需要付出就能輕易得到時，沒人會珍惜，最後只會導致腐敗和衰敗。看看底特律、芝加哥、新澤西的特倫頓、費城，這些城市的現況早就給了我們答案。這種模式從來行不通，結果永遠不好。
《紐約時報》挑錯了對象
《紐約時報》最近寫了篇攻擊我的文章。老實說，我有點驚訝：他們居然花時間針對我，他們害怕我，是因為我的影響力和實力。
對我來說，《紐約時報》一直是偏左的自由派垃圾報紙。他們說我是「共產主義者」，但事實上，他們才是。我從沒拿過任何外國代理人的錢。他們說我接受了陳善莊的「面試」，但那只是場五十人的公開會議，我在場合上講了幾句話，如果稱之為「面試」，那只能說他們在胡說八道。
我從未收過陳的錢，他想給，但我還回去了。我不需要那些。我也不去中領館參加活動，總領事要合照我會說不，但如果場合需要，我也不會拒絕。你看，連特朗普總統都和金正恩拍過照。我曾在波斯灣服役於航空母艦上，也在紐約警局工作了27年，還在社區學校義務服務超過10年。這樣的人被說成「共產主義者」？他們搞錯人了。
他們三句不離「台灣應該獨立嗎？」「香港應不應該獨立？」我說得很清楚：香港是根據合約回歸中國，這是現實。至於台灣，八十年前中國內戰，數百萬人因為爭奪誰該統治中國而死去，難道還要重演那場悲劇嗎？我不希望看到。但外交政策跟我無關，我的責任是照顧南布魯克林，不管選民來自哪裏，我只在乎他們的需求。《紐約時報》不懂這一點，所以我當時罵他們是「極左的白癡」。
中共當然也想影響美國政府，但對我個人來說，影響是零。我愛中華文化與祖先，但不愛共產政權。維基百科列出了《紐時》的報道，其中指控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希望你們把這句話寫進去：陳學理對《大紀元時報》說，《紐約時報》胡說八道，他們挑錯了對象。
他們試圖攻擊我的品格，說我「親共」，也攻擊共和黨人，因為《紐時》是左派。但在我住的社區，沒人在乎《紐時》寫了甚麼。別忘了，這家報紙在越戰時期就已經在幫共產黨說話，那些文章偏頗得令人震驚，甚至把美國士兵說成「嬰兒殺手」。讓那些老兵回國後被羞辱，這是《紐時》這種媒體造成的。
我是華裔退伍軍人會的成員，那裏有很多二戰和越戰老兵，我知道他們的心情。不管他們怎麼寫，還是有很多像我一樣愛美國的華人。我愛美國，這是我的國家，我會捍衛它。這就是我的立場。
紐約不能變成社會主義城市
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喜歡美國，這是個棘手的問題。學校需要有關心孩子的老師，但老師也要保持客觀，不把自己的政治立場強加給學生，父母也是一樣，既要關心，也要讓孩子自己思考。
我們應該把歷史教清楚，讓孩子知道我們為甚麼打仗、怎麼團結起來、怎麼戰勝邪惡。可是現在這些內容越來越少教了，因為學校忙著教其它東西，比如三十幾種性別，卻沒時間教乘法表，我只好自己教孩子乘法表。我覺得我們該回到基礎。
明年是美國建國250周年，這是很令人興奮的事。參議院會有一些計劃，場面會很壯觀，是個向世界展示美國的好機會。
說到城市政治，如果有人想把紐約變成社會主義城市，我們就得在Albany跟他抗衡。他說的很多事，90%都不在他權限內，要市議會同意，而且州法律才是最高的，Albany的立法優先於市政府的提案。這時候就需要常識。
我也想說，不是所有民主黨人都不好，我有很多民主黨朋友。像市議員莊文怡，我們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是好朋友。州眾議員寇頓（William Colton）也是民主黨人，我們也合作得很好。
在南布魯克林，正因為我們兩位共和黨人和兩位民主黨人一起合作，社區才會強大。其他人常羨慕我們，問我們怎麼能做到。他們當然也能，只要團結起來。像唐人街有六萬華人，法拉盛也一樣。要讓聲音被聽見，唯一的辦法就是出來投票。南布魯克林能做到，其它社區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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