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起,8月1日中共最高法發布有關「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二》開始施行。《解釋二》明確:勞資雙方不繳納社會保險的約定無效,勞動者以此為由解除勞動合同時,有權請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

這被輿論稱為「強制社保」和「全民繳納社保」。

《解釋二》對所有勞動關係都適用,不論標準勞動關係還是非標準勞動關係。個體工商戶只要登記註冊、僱傭人員,也可以建立勞動關係。中國社會最弱勢的微小企業與勞動者成為主要針對對象。

中共最高法解釋,《解釋二》可以倒逼用人單位為勞動者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有效預防糾紛。大陸專家認為,這個司法解釋是一個轉向訊號,「這相當於頭上懸著一把劍」。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勞動者跟用人單位約定不繳納社保違法,實際上在中國勞動合同法跟社會保險法裏早有規定,社會保險法屬於強制性的,2010年已經通過了。

他表示,但實際上司法跟行政部門執法時打折扣。「我在國內為勞動者打勞動合同糾紛的時候,勞動仲裁委不理,法院也不管,向勞動局去舉報沒有用,都互相推諉。」現在司法解釋一通過,變成有人管了。一旦勞動者告企業的話,他一告一個準,那就意味著用人單位逃脫不了。

中共強制全民社保 效果幾何?

然而,中國企業與員工真會因此而改變「自願放棄社保」協議、以現金補貼替代社保的習慣做法嗎?

大紀元記者梳理了8月1日以來海內外媒體的報道後發現,一些中小企業主與員工並沒有放棄彼此之間的默契,一些則降低員工工資或裁員,一些持觀望態度。

9月23日路透社報道,路透社記者採訪了18名中國員工,只有3人表示僱主一直在為他們繳納社保。其餘員工則表示沒有繳納任何社保。

員工們告訴路透社,在某些情況下,僱主要求員工簽署合同,將部份工資重新標記為「社會保險補貼」,但不增加工資。一名廣西的超市店員說,她被告知在8月底簽署一份新合同,要求她「自願」放棄公司繳納的社保,並放棄仲裁和起訴的權利。

8月11日《南方周末》報道,一位在餐飲行業從業者說,新規出台後,老闆要求,9月1日起,工資單改變形式,額外加上社保補貼這一項,但整體金額不變;另一位餐飲店老闆則表示,補繳社保後準備降工資,甚至換員工。

9月16日《天津日報》報道,從事汽車修理行業的孟先生承認,他一直沒有給員工繳納社保,員工也幾乎沒有要求繳納社保的。孟先生說,為員工繳社保肯定難以負擔。如果這筆錢完全從員工收入裏扣,員工未必同意。「新規」施行後,他暫時不打算再招人了,風險太大,幾年的積蓄可能被一兩個背刺的員工「薅」走了。

四川閬中一家理髮店(Getty Images)
四川閬中一家理髮店(Getty Images)

小高是一家理髮店的髮型師,「新規」新聞熱度過去後,理髮店沒有看到甚麼變化。他說理髮行業很少聽說有為員工繳納社保的,自己也沒有想讓老闆給繳納社保。退休養老的事離自己太遠,還是多賺點錢更踏實。

財新網報道,在貴州工作的范濤選擇 「自願放棄繳納社保」,工資水平不高是主要原因。他對未來養老問題暫不考慮,他身邊有很多同事也覺得手裏的現金最實在。

在北京經營家政中介公司的李嶼說,一些50歲以上的保潔員工希望不交社保多拿現錢。李嶼本來已經與員工商量好籤署「自願放棄繳納社保」的協議,但看到新的司法解釋後,她決定把公司除行政人員外的所有員工外判給人力公司。

河南一位小型餐飲店老闆王瀟店裏目前共有三名員工,按照要求為員工繳納社保後,她打算辭退一名員工,為剩下兩名員工繳納社保。此外,她考慮將店面縮小改成純外賣店以節約房租成本。

「在小城市,個體戶和小企業普遍不會為員工繳納社保。」她坦言,員工流動性大,有些人干幾個月就走了,部份員工也不願意繳納。

圖為2023年3月20日,北京街頭上美團外賣員不斷刷手機,希望儘快接到單。(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圖為2023年3月20日,北京街頭上美團外賣員不斷刷手機,希望儘快接到單。(C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為何難獲響應?

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共讓企業與個人上繳的社會保險比例極高,且政府投入比例低。

2010年《新民晚報》引用清華大學教授白重恩的研究發現,中國的五險項法定繳費之和相當於工資水平的40%甚至50%,約為「金磚四國」其它三國平均水平的2倍,北歐五國的3倍,G7國家的2.8倍,東亞鄰國的4.6倍。

2013年中新網財經頻道統計發現,北京個人「五險一金」繳費佔稅前工資比例約為66.48%;上海約為62%;廣州約為52.35%。

2015年新華社報道,中國目前「五險」的繳費比例,企業為29.8%,個人為11%左右,合計超過個人工資的40%。

201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全球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 175 個國家(或地區)中,僱主社會保險的平均費率為14.27%,而中國企業繳納的五項社會保險費率之和為 28.25%。

儘管中共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6次降低養老金繳費率上限,但仍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約三分之一,遠高於美國(10.6%)和南韓(9.0%)的繳費率。

根據中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全國企業平均需為職工繳納佔工資總額38%至45%的「五險一金」。對月薪3,000至5,000人民幣崗位,用人單位每月需額外承擔1,000至2,000元社保成本。

正是因為法定費率過高,不符合許多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現實,促使中小企業與員工達成不交社保協議成為常態與默契。北大國發院調查,小微經營者多以「餬口型」為主。

今年8月底,人力資源公司中和集團對6689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34.1%的企業「完全遵守」社保規定。

根據「51社保」發布的2024年企業社保白皮書,白皮書調研了全國6125家企業、近30萬人次,發現社保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僅有28.4%。

路透社認為,這表明中共最高法的裁決,可能無法產生提供社保所需的豐厚資金。

旅美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對《大紀元》表示,低收入人群本身就看重自己的回報,年輕人對未來能否領到社保都沒有信心,都不願意去交,寧願簽訂棄保協議。「這是一種公信力的缺失」,他說,地方政府其實都很怕企業倒閉,失業率會上升,所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不完全合規」在過去幾十年裏像一個「緩衝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保高費率對經濟的衝擊,維繫了大量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就業。

中共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釋,強制執行高費率,相當於突然抽走了這個「緩衝墊」。

黃大衛表示,灰色緩衝區如果被抽走可能會導致:第一大量的中小企業被迫關停裁員縮減;第二非標準的用工,靈活就業會增加,反而削弱了整個社會保障;第三會導致勞動力市場的短期混亂,對普通群眾的消費和創業造成重創。

華裔經濟學者李恒青對《大紀元》表示,過去民營企業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才繞過社保。如果五險一金交全了,等於要把整個工資增加30%,企業還願用工嗎?

吳紹平認為,新規可能催生大量的勞務派遣公司。通過勞務派遣公司,實際用工單位跟勞動者之間不存在勞動合同關係,不需要去繳納社保,還可以迴避工傷保險,由勞務派遣公司承接了這種責任。

他解釋,比如企業僱一個員工需支付五千塊錢,現在用這五千塊錢向勞務派遣公司購買員工。勞務派遣公司可能用三千塊錢招工,兩千塊錢自己拿走,然後按照最低標準為勞動者繳納五險。

吳紹平表示,因為中共稅費太多了,勞動派遣這幾年實際上已經被大規模的濫用了。勞務派遣其實是有規定的,叫做臨時性、輔助性還有可替代性,但實際運行過程當中,幾乎沒有工作崗位是不可以被勞務派遣的,等於把這個制度給毀掉了。

中共為何選擇這樣做?

專家們一致表示,本次中共最高法發布《解釋二》,並不是要為勞動者維護權益,而是社保發生了虧空,需要彌補。

黃大衛表示,強制社保的司法解釋,官方稱是倒逼合規、預防糾紛,但實際上是財政跟社保基金承受壓力,中央想壓縮灰色緩衝區,彌補財政與社保的缺口。

吳紹平認為,現在中共養老金出現了巨大的虧空,它就想把紙面上的法律落實到生活當中來,增加社保資金的來源。

2024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缺口超過6000億;2024年北京市居民醫療保險赤字5.2億元,同年天津市居民醫保基金的赤字達13.6億元。

眾多的調查都顯示出中國社保繳納率越來越低。

據中國社會保障學會調查,職工養老保險遵繳率(繳費人數佔投保人員的比例)從2011年的85.2%下降到2022年的80.8%。每年中斷繳費的人數從2011年的2956萬增長到2022年的6325萬人。

根據中共人社部數據,截至2025年3月,全國社保斷繳人數超過4200萬人,佔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投保人數的17.8%。其中25至35歲人群斷繳率高達31.7%,「靈活就業人員」斷繳率為38%。

根據《2025中國青年社保參與度調查》顯示,30歲以下群體中,約20%未參與基本養老保險,靈活就業人群參保率不足15% 。

根據基金管理公司富達國際與螞蟻財富聯合開展的一項研究,只有44% 的千禧一代(此處指18至34歲的人)開始將錢存入養老金儲蓄。

中國社科院學者賀濱撰文指出,中國社保資金過於依賴企業和個人繳費,財政支持和國有資本劃轉等其它來源的補充不足。

他說,社會保障本質上是國家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動用一般性財政收入來反哺社保基金,是國際慣例。但中共財政補貼帶有「事後補缺」色彩,缺乏可預期的制度性安排。作為「全民所有」資產的國企利潤理應成為社保的重要補充來源,但國企利潤劃轉力度遠遠不足。

吳紹平表示,社保資金中的大頭是養老金,是勞動者勞動所得,政府只是統籌方,把資金收起來放到一個池子裏而已。目前為止沒有看到它給社保基金注入多少資金。實際上都是老百姓自己勞動所得,但中共把大量的社保資金權貴挪用謀利去了,導致大額虧空,但媒體、百姓無法監督。

另一方面,中共每年的維穩經費及為出口企業的補貼,均超過軍費。

北京大學教授李玲表示, 2022年中國醫療保健支出將達到7萬億元人民幣。理論上,這一數額應該能夠使中國建立像台灣或南韓那樣的全民醫療保險體系。

《金融時報》去年報道,中共用於一般民眾的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惠民支出,低於大多數收入水準相近的國家,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

國外觀察人士認為,這一制度反映了中共本質,在這種制度下,福利的形式、內容和水平由黨國決定,使其淪為「恩賜」而非「權利」。

吳紹平表示,中共必然會這樣做,對它而言,這種做法幾乎沒有政治成本。

李恒青表示,現在政府沒有錢,把過去可以有些灰色地帶現在全部抹平了。這不是說它的一個錯誤選擇,它的出發點就是要拿老百姓不當一回事。

雙軌制 民眾對中共社保不信任

中國年輕一代對社保猶豫不決,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對該制度的信任缺失。其中最觸動社會情緒的,莫過於養老金「雙軌制」。

儘管2024年10月,長達十年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過渡期結束,旨在形式上實現並軌,但體制內外巨大的待遇鴻溝依然存在,甚至有持續擴大的趨勢。

2022年《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顯示,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約為企業退休人員的1.8倍,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可達企業退休人員的2倍以上。

黃大衛表示,中國的社保費率在全球差不多最高,而且這些社保大部份都是統籌安排。統籌安排是好聽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把企業跟個人上繳了之後,給體制內或者其它調撥使用。

所謂的「視同繳費」就是一例,其計算標準遠遠高於實際繳費。

時政評論員彭碩的文章指出,所謂「視同繳費」政策,將計劃經濟時代的歷史欠帳轉嫁給今天的年輕勞動者。本應由財政承擔的責任,被「巧妙」推給了普通職工。結果就是:今天的年輕人繳費,不僅要為自己的未來儲備,還要為過去幾十年的制度缺陷買單。

這種制度設計,在客觀上起到了「劫貧濟富」的反向再分配效果」。

有年輕網民直言:「我為甚麼不願意繳社保,因為我不知道養的是誰的老!」

黃大衛表示,繳費率很高,待遇又很低,明顯是一個虧錢的生意,所以年輕人會覺得,在世在為別人養老,跟自己沒關係。

李恒青表示,中國社保屬於當期收當期發,今年收今年就發給老人了,根本不存在再投資,留給未來一代。這三十多年的一胎化在中國消滅了一代人,年輕人越來越少,很多小學中學已經閉校了。所以年輕人現在認定了,等他們該領社保的時候,社保完全沒有錢了。

吳紹平表示,整個中共政權就沒有信用,它朝令夕改。比如一胎政策的時候說計劃生育好、國家來養老。但現在國家在哪裏?那麼多老人每個月領一百五十塊錢,養得了老嗎?

「人們對比之下就很清楚,中共整個社會養老制度就是一個典型的龐氏騙局,沒有人願意相信它是正常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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